庆祝建党100周年
南梁革命烈士张景文遗物考
十多年前，我有幸收藏到一件苏区的革命文献。这些年来，笔者时常取出研读考究，虽然从未动笔记述过它的一切，但从未停止过对它本身的思索。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通过文献的名称、内容、页数、出版时间、出版单位这些基本信息来确定文献的“身世”。同时，文献上可能存在的签名、印章、题跋、眉批也是极其重要的信息，丰富着我们对于文献本身和其使用者的理解。
具体到笔者收藏的这份文献，让我们先罗列出已知的信息：
1、版面为双面油印，即是油印件；
2、此文献由两篇文件组成、没有其他封面封底，其一是《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通过》（中共中央印发于1932年1月9日，由陕西省委于1932年12月7日重印），其二是《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任务的决议》（中共中央印发于1932年6月20日，由陕西省委于1932年12月15日重印），共计25页；
3、该文献首页上写（印）有“中材25号”字样，并有“从蓝田张静文家中拿来的，存查”手写字样，手写签名落款汪锋，未标注时间。
那么问题就来了：张静文是谁？他（或她）家中为何存有如此重要的陕西省委的文件？汪锋又是谁？他是什么时候从张静文家中取的上述文件的？他取走文件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抽丝剥茧，一步步来回答。
张静文是谁？直接搜索的话，很长一段时间，各种渠道都是查无此人，使得笔者只能从其他背景信息入手。能持有1932年陕西省委翻印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资料，至少说明1932年前的张静文已在陕西省参加中国共产党，且职务不低。另外从文献首页的手写信息推断，张的工作地点在陕西省蓝田县的可能性很大。结合上述三个重要信息，以及对张本人女性性别的猜测（当然只是个猜测），谜底逐渐浮出水面：张景文，1911年出生于陕西蓝田，别名静雯、秀云，共产党员。静文与景文、静文与静雯，都只是一字之差，那么张景文究竟是不是笔者要找寻的那个人呢？ 2016年12月，笔者在网上浏览到一篇记者报道，里面有关于白鹿原“革命烈士”张景文的相关描述，文中写到：“张景文（1911年——1935年），原名张静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第一任妇女委员长，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校长，是著名作家陈忠实代表作《白鹿原》中白灵的原型”，同时文章中还附有一张写有“张静文”字样的老照片。至此，“张静文”的身份信息终于水落石出。
清末、民国时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如枷锁般桎梏着中国妇女，这就是张景文出生的时代，同时革命、进步的洪流也一遍一遍地冲击着她的心灵，激励着她成长。笔者想起了海伦女士所著《续西行漫记》中的一段话：“红军像彗星掠过中国的天空，而妇女所受的震动最大。她们从沉睡中觉醒，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她们的面前。”被几千年封建思想奴役的中国妇女，大部分还处在蒙昧之中，但也有很多富家女子，如杨开慧、向警予等接受了很多新思想、新思潮，积极投身、奉献于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义无反顾地追求思想解放、民族解放。蓝田县张景文女士，便是如此。
1911年，张景文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很小的时候被父亲送到陕西教会学校去读书。她从小就养成了敢说敢干、直率刚烈的性格。
1928年，张景文考入陕西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思想更趋进步。这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时期，西安当局追随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了屠刀，大批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被活埋、枪杀。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下，大批共产党员被杀或失踪，也有的远逃他乡，脱离了党组织。在人们谈“共”色变时，早就有进步倾向的张景文却不惧白色恐怖，勇敢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1年7月，陕西省委委派张景文到蓝田视察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及部署在商县、蓝田边界建立的革命武装。
1932年12月，陕甘红军在陕西省宜君县召开会议，会上，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宣布“陕甘红军游击队改变为正规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与此同时，陕西省委再次委派张景文回蓝田东街小学、麋鹿小学，以教书为名义在当地宣传党的政策、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政策，发展壮大革命队伍、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年轻进步的学生。
1933年7月的一天，在西安福盛楼饭馆的二楼，袁岳栋、杜衡、高岗、贾拓夫开起了碰头会，研究讨论红军下一步部署。随着会议的进行，敏锐的贾拓夫发现他们的这次行动已经被特务盯梢，随即决定迅速分散转移。混乱之中，高岗和贾拓夫幸运的得以逃脱，而杜衡和袁岳栋则被特务抓获。原来，此次会议已经被叛徒告发，随着被抓捕的杜衡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也引起了陕西省委的一系列应急措施——在西安的白露湾村召开了党团活跃分子会议，向大家布置了分散隐蔽、保存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并决定委派贾拓夫同志去中央苏区汇报情况，尽快同党中央取得联系。
1933年11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家寨子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批判了杜衡的极左冒险主义，确定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刘志丹在南梁荔园堡大广场隆重主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大会，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张景文当选为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文组织办起了“红军缝补洗衣站”，收集鞋袜、储备干粮，做好后勤工作支援前线战斗。刘志丹、习仲勋成立了一支宣传队，由知识分子出身、能歌善文的张景文夫妇带领，宣传新思想、新风尚、新政策、新路线。张景文的工作获得了革命同志们的一致赞赏，被誉为“军中才女”、“女中状元”。
1934年底，习仲勋发动群众在南梁荔园堡村转咀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并委任张景文担任校长。在开学的第一天，习仲勋给学生们发表讲话，说道：“今天我们从窑洞迁到这么好的学校，希望同学们好好念书，将来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革命者和祖国的建设者，列宁是我们的革命导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中国革命就是要走苏联革命的道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大家过上幸福生活。”张景文作为陕西省委的重要一员、同时也作为列宁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忘我工作、积极奉献，坚定拥护党的领导，严守组织纪律。据后来张景文的侄女张菊惠回忆，张景文把当时非常重要的中共文件存放在一个箱子里，藏在老家旧房子的阁楼上。
1935年9月13日至11月18日，在陕西瓦窑堡，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戴秀英在一起开会研究肃反斗争，肃反对象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蔡子伟、张秀山、马文瑞等二百多名党的干部；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镇，毛主席决定中央红军“甩开膀子、向陕北进军”；1935年11月3日，毛主席听取了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肃反问题的汇报，明确指出：“逮捕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立即释放、刻不容缓。”习仲勋、刘志丹等同志在毛主席的帮助下获救了，但仍有许多名陕甘边区的党员干部冤死在自己同志“肃反”的铡刀下，张景文同志也不幸遇难。习仲勋刚被释放，即刻回到南梁革命根据地，看到的是一片凄凉场景——国民党的马匪军大火烧了南梁，列宁小学、东华池皆变成了一片废墟，欣欣向荣的革命根据地只剩下残垣断壁，路过列宁小学，一位幸存的老乡对习仲勋说：“习主席啊，咱们这儿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还不算，可等国民党军队走后不久，崔凤鸣、王德胜二人带着部队就来这儿乱抓人，他们说是奉陕甘晋省委的指示来这里肃反的，当时就把学校校长张景文老师抓走了，没多久就把张老师给枪毙了！”习仲勋怆然泪下，问道：“张景文同志埋在哪里？”老乡带着习仲勋来到了一片开阔地，指着西边的一片墓地说道：“这里就是被崔凤鸣、王德胜枪毙的革命同志的墓地，张景文老师也埋骨于此了。”这一片冷清萧索的墓地，埋葬的都是曾经鲜活的同志、新中国的希望啊！“同志们、先烈们，你们的血不会白流，你们的遗志由千千万万的同志继承，你们未尽的事业终将由我们来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来到了陕甘边，你们都平反了，我们的天已经亮了！”（此段话摘抄自《红色圣地上的呼啸声——习仲勋在陕甘边区》一书，作者路笛、路小路，2010年1月版，作家出版社出版，第190页）
张景文同志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风华正茂。1950年2月21日，中共蓝田县委、县政府召开大会，追认张景文同志为革命烈士。中共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中共西安市市委书记赵伯平专程参加了追悼大会。会后，张景文的侄女张菊惠把她姑姑遗留的文件箱交给了汪锋，汪锋郑重地在张景文的遗物首页写下了“从蓝田张静文家拿来的，存查”的字样。并把文件箱交给了有关部门，嘱咐要好好珍藏。如今，在列宁小学有一幢教学楼，楼内有一座洁白无暇的雕塑，展示的就是两位学生紧紧地依偎着慈爱勇敢的张景文老师。教学楼是习仲勋、齐心捐资兴建的，以列宁小学第一任校长张景文的名字命名——习仲勋曾在病榻上挥毫题写“景文楼”。
写到此，笔者内心实在是难以平复，手中的文献更是显得沉重庄严。与张景文烈士二十四年绚烂光辉的人生相比，笔者短短的几千字犹如鸿毛之于泰山，仅可寄托后辈的追思而已。通过这份宝贵的文献，我们似乎得以走进张景文同志在南梁革命根据地那段挥斥方遒的岁月，感受到革命先烈给予我们新一代共产党人源源不断的力量。耳旁又清晰传来了列宁小学朗朗的读书声“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声声入耳、字字扣心，弦歌不绝、国脉永续。
作者：刘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