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
山西刻书，不是只有平水本……
说到山西刻书，大家首先想到的几乎都是金元时期的“平水本”（或“平阳本”），这似乎已是一种普遍的认识。
确实，平水本在金元时期的中国北方独树一帜、气势如虹。它的异彩纷呈，遮盖了其他时代山西刻书的光芒。而历史的真实是，在任何一个时期，山西刻书在国家文化传播中都有其独领风骚之势。
确实，平水本在金元时期的中国北方独树一帜、气势如虹。它的异彩纷呈，遮盖了其他时代山西刻书的光芒。而历史的真实是，在任何一个时期，山西刻书在国家文化传播中都有其独领风骚之势。
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 金皇统九年（1149）刻本
在中国刻书史上，山西一直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
在雕版印刷肇始的唐代，山西就已经为中华印刷文明导源开路、披荆斩棘了。从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和藏于山西省图书馆的《佛说北斗七星经》（一卷）两部精美且成熟的作品可以推测，大致唐末到宋初的时候，在山西，尤其是晋南这片土地上，雕版印刷技艺已经施行了较长时间。
佛说北斗七星经 宋雍熙三年（986）刻本
辽代文献至今存世者极少。在凤毛麟角的辽代文献中，山西刻书也占有一席之地。譬如《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抄第六卷》（辽·释诠明述）的卷尾题记中记录，云州（今大同）节度使张肃和应州（今应县）副使李胤等共同参与了该经的刻印。而且在所有列出的名单中，只有他们两位是标明身份地位的，很可能他们就是刻印该卷的组织者与管理者。
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第六卷 辽重熙十三年（1044）刻本
有了以上这些精彩典型的积累和铺垫，山西刻书才得以在金元时期走向巅峰，开启一段光芒万丈的历史。
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平水）成为北方的印刷中心、文化中心。这个时期，平阳设有“经籍所”这一专门管理刻书、印书的官方机构，这在体制机制上为平阳刻书的繁荣提供了保障。反过来，也正是平阳印刷事业的发达，才催生了“经籍所”的成立，这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金元平水本的代表作，有《赵城金藏》和《玄都宝藏》这一佛一道两部鸿篇巨制，为后世留下了较为完整的雕版佛教大藏经蓝本和最早的道藏零种；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这部代表“平水本之上乘”的“神品”，给人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亦有对中国韵学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增注礼部韵略》，风行天下的“平水韵”，正是导源于这部刻书……
赵城金藏 金皇统九年（1149）至大定十三年（1173）刻本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蒙古定宗四年（1249）刻本
巅峰过后，山西刻书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以更从容、更扎实的脚步踏上了明清舞台。
明代的晋藩刻书因其精善之极，常常被书贾撕去序跋，冒充宋元本。这个时期的私家刻书亦蓬勃发展，沁水李瀚、汾州孔天胤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者刊刻的《河汾诸老诗集》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金元时期山西人士著述的集中编刻呈现，对传播山西乡邦文化、弘扬三晋文化有首创之功；后者刊刻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可谓大手笔，对于弘扬司马光史学思想和三晋学术于有功焉。
（嘉靖）山西通志 明嘉靖四十三年（1546） 刻本
进入清代，山西刻书无论家刻、坊刻、官刻，还是书院刻书等仍然风生水起。这个时期山西的刻书地域更为广泛，开始覆盖全省所有府州，除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地仍旧繁荣如昨外，之前很少有刻书的大同、朔州等地也后起直追，剞劂声声。
霜红龛集 清乾隆十二年（1747） 刻本
辉煌的刻书史已成过去，但留下的一部部沧桑满目的古籍遗存，可以无声地讲述山西作为文化传播阵地曾经的辉煌；也只有那一册册陈旧泛黄的刻书，可以把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落实于书的载体中为今人所认知。
作为中华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古代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现存的山西刻书，亟需我们今人的守护。保护它们，文献线索必不可少，否则就是盲人摸象、难知全貌。因此，一部完整且规范的刻书目录工具书，显得尤为重要。
《现存山西刻书总目》收录了唐末至1912年之前古代山西刻书（包括同一时期的稿抄本、活字本等）的目录，“平水本”“晋藩刻本”及各地不知名刻本均有收录，是古代山西刻书目录的最全本。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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