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
善本运美箱数考
1、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运美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对我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还推行愚民政策，有组织地大肆破坏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掠夺焚毁中国的文物图书。1935年华北事变后，鉴于东方图书馆被日军轰炸焚毁之劫难，为防馆藏善本遭遇不测，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平图书馆”)精选珍贵善本图书装箱，南迁至上海、南京两地寄存。但在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寄存上海的善本也随时面临不保，时任副馆长袁同礼与时任驻美大使胡适商议，精选存沪善本装箱迁移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待战争结束后，再物归原主。
1941年初，袁同礼冒险回上海亲自布置善本运美事宜。由于存沪善本太多无法全部运走，由王重民协同徐森玉从中挑选精华2720 种，30000万余册，装百箱准备运美，并编制目录备查。善本从上海运美一事历经波折，后来在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主任钱存训的努力下，将书运至海关，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新书的名义，由其结识的海关人员张某签字放行。历时两月，终于将百箱书籍化整为零，分10批交由商船运送赴美，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并由王重民拍摄胶片，编写提要。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曾多次电令北平图书馆将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百箱善本运回。王重民曾打算押送这批善本回国，钱存训遵照袁同礼指示甚至已经办妥善本回国的一切手续，但因国内局势动荡，致使此事延缓无成。后来袁同礼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成为了这批运美藏书的监护人。1965年，袁同礼在美国病逝，台湾“中央图书馆”遂以存美善本图书掌管无人为由，经台湾“外交部”、“教育部”出面，从国会图书馆将善本书索回。1965年11月，这批善本抵达台湾，由“教育部”交“中央图书馆”代为保管，后入台湾“故宫博物院”保存至今。
至此，这批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从北平被运往上海，后又因局势恶化由上海运到美国，最终入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历时三十多年。由于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南迁、运美皆秘密进行，不像故宫文物南迁那样有大量的照片、文档等资料，且当事人极少，加之局势动荡，记录的资料很多都残缺不全，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悬念和不解之谜，其中运美善本箱数就是多年来争论的焦点之一。
2、运美善本箱数考证
目前运美善本的具体箱数有100箱、101箱、102箱三种说法。三种说法均来自于运美参与者或者相关联系人，似乎都较为可信。但是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有依据的说法？到底哪个数字才是准确的？根据国家图书馆馆史记载，当时运美善本事宜是秘密进行的，具体参与人不多，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整个过程和涉事人来一一考证。
2.1 100箱之说
首先来看善本运美的具体过程。当时袁同礼与时任驻美大使胡适商议，精选存沪善本装箱迁移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并在1941年3月4日亲自冒险回上海亲自布置善本运美事宜。善本挑选自3月12、13日后开始，所有挑选打包事宜为时三周而毕。据袁同礼在1941年10月30日致胡适的信中所言：“平馆善本书籍一百箱已分数批运美……故内中二十五箱寄国会图书馆，七十五箱寄加省大学……”袁同礼在1941年5月中旬才离沪到达香港，所以肯定了解善本挑选、装箱打包的全过程，虽然作为馆长不可能参与到具体每箱、每册的挑选装箱事宜，但善本贵重，将来从美国运回也需要具体翔实的数字，所以相关负责人肯定会将挑选清点的册数、箱数如实汇报，因此袁同礼的百箱之说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当然也有人以“袁同礼身为馆长，虽亲自奔赴上海布置，但并未亲自参与装箱”来质疑“100箱”的准确性。然而袁同礼作为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又亲自布置事宜，得到约数数据的可能性并不大。
接着是存沪善本挑选和打包装箱的相关负责人。根据当时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钱存训的回忆，善本挑选工作主要由王重民和徐鸿宝(即徐森玉)两人担任，装箱由李耀南经手。3位当事人中，李耀南所留下的资料极少，除了他在装箱目录上的题名其他并无涉及善本运美一事。徐森玉是著名的文物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生都在为我国文物、古籍保护工作贡献力量。他与北平图书馆结缘几十年，从民国初年开始就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并在战乱时多次保护、转移北平图书馆善本古籍。但其谦虚低调，又不喜撰述，因而在留下不多的文献资料中甚至其个人的自传里也很难见到他对善本运美这件事情的具体描述。王重民当时是由胡适个人出资派请，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回上海协同徐森玉从中挑选善本精华。根据王重民因运书未成，返回美国后给胡适的书信报告可知，王重民于1941年3月4日与袁同礼一起抵达上海，在3月12、13两日将寄存的300箱甲、乙两库书运到一个英国人所主办的公司仓库内，并开箱挑选。“甲、乙两库书，甲库百八十箱，最称善本，拟先从此百八十箱中选其最要着为百箱。乃逐箱启视，剔去重本与书本重大而少学术上价值者。然后再就版刻与内容，选其最善最精者为百箱。箱编号码，书编目录(中文一份，英文两份)。为时三周而毕。”相较于其他人，亲自参与挑选装箱的王重民应该更清楚具体的过程，并且此信写于1941年5月底，距离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其记忆也应较为清晰准确，所以此信所书的“100箱”内容最为可信。
再来看运美善本重要依据的装箱清单。根据袁同礼1942年10月27日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密呈：“其业经运美国之书目，原已编写同样四份，两份随书带美，一份存沪，一份由港转渝，以供呈报钧部，不意原件甫经带至香港，即遭沦陷。”里面提到的原有的4份装箱清单现仍存3份，但这3份目录中的装箱数却颇令人疑惑。根据此前披露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存的两份装箱目录复写件之一显示是100箱，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存的另一份(即存沪的一份)则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该目录分上下两册，上册首页题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装箱目录”下有“三十年三月装一百箱”字样，但下册末页则题写：“以上共计一百零二箱二千九百五十四种二万零九百七十册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保管员李耀南编造。”通过对这份目录的仔细查看，我们能发现明显的改装、涂改痕迹：上册扉页后即为“第一百箱”的清单，此页末行还题有“一百箱完”字样，版心处写页码“一五一”。而在下册第一百五十一页“第一百箱清单”之后又接着抄写了“第一百零一二箱”清单，但字迹与前一百箱不同，而该页末行的原有的“一百箱完”字样虽被擦去覆盖了其他文字，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最后两箱清单抄录所用纸大部分与前100箱不同，前100箱清单的两叶接缝处，均骑缝钤“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朱文方印，而“第一百零一二箱”清单并无此印。种种迹象表明，此份载录的第101、102箱应是后来改装时增添上的，而不是在装箱编制清单时就有的。上册扉页(实际上是原始封面)标题“装善本书一百箱目录上册 卅年三月装 此目用复写纸写三份寄交袁馆长分存备案”更是证实了当时装箱的原版目录应是100箱无疑。
因此，根据当事人袁同礼和王重民的信件，以及装箱后编制的目录清单，我们可以确认，存沪善本在挑选装箱之后应为100箱之数无疑。
2.2 101箱之说
“101箱之说”多依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书中所提供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致行政院孔副院长折呈(1942年11月4日)》：“……直至上年十月初旬，分作十余批之存书，始获全部运毕，共计分装一○一箱，均由驻美胡大使转交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一般情况下，在给教育部密呈这样重要的公文里所汇报之数字应当是经过严格考证检验的，并且这篇折呈第一句就是：“案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密呈称……”也就是说里面所叙述内容是引用的袁同礼1942年10月27日的密呈，但这个数字与袁同礼本人在1941年10月30日给胡适的信中所说的100箱却是自相矛盾的。当然也许会有人说这是袁同礼本人记忆错误，当时汇报的时候认为101箱是对的数字才报上去的。1965年，台湾“中央图书馆”为取回运美善本，函教育部洽将国立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善本运回的公文中写道：“查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图书……在七七抗战之后，该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为妥保管起见，将该馆善本图书一百箱，运往美国……”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并无善本运美装箱清单等资料，这个索要数字的依据应当就是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档案，如果当时袁同礼给教育部汇报的是101箱的话，“中央图书馆”不可能只索回100箱。这样看来袁同礼记忆错误的推断根本站不住脚，很大可能是其当年上呈教育部的数字就是100箱。《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书内出现的“101箱”，可能是在由档案图片转文字编纂时的疏漏或者其他错误所致，毕竟此书并没有附上档案原图。
2.3 102箱之说
国内外一些提出“102箱之说”的研究者很多依据的是当时亲自参与善本运美的钱存训的论著。为了悼念逝世的袁同礼，钱存训于1967年公开发表了《北平图书馆善本古籍运美经过——纪念袁守和先生》一文，首次回忆了善本运美的前因后果。据这篇文章所述，钱存训将102箱善本通过海关人士张某分十批运往美国。但是钱存训后来在自己所著的《北平图书馆善本古籍运美迁台经过》《我和国家图书馆——在北图工作十年的回忆和以后的联系》等文章中，以及在接受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林世田采访时却表示：这102箱书先是前期试运了2箱，但按照那种方法无法进行下去，善本运输暂时搁浅，后来认识海关张某之后才通过他将剩下的100箱分10次运往美国。钱存训曾在采访中说，他并没有参与善本挑选和装箱，后来是因为没有办法运出，袁同礼拜托他拜访海关总监督丁桂堂，请其帮忙，才牵涉到运书的工作。且钱存训第一次著文回忆此事时，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他在后来的访问录及文章中曾坦言，此文是他记忆所及。钱存训的记忆是否精确已无从考究，但我们或许可以根据他的文字中找到些许头绪：“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一百零二箱，于民国三十年珍珠港事变前，由上海运送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这批从宋金元明历代流传至今的国宝，前后在美国度过了不短的二十五个年头；最近这批存书已运回台湾，由中央图书馆负责保管……”钱存训文中的数字很可能受到当时台湾刚从美国收到102箱善本书籍的影响。总的来说，其“102箱之说”有待考证。
除了钱存训的著述之外，“102箱之说”之所以流传很广并被很多人所认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初美国国会图书馆宣称确实收到了来自北平图书馆的102箱善本书，而后来台湾“中央图书馆”从美国接收的也是102箱。既然前文分析了当时打包装箱的运美善本确定是100箱，为何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疑问在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过，虽然有一些人士给出了解释，但却并不能服众。原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在《运归国立北平图书馆存美善本概述》一文提到，这批善本，当北平图图书馆自北平南运时，原装为一百箱，由该馆造具装箱目录。在上海存放时期，因部分图书加制书套，及木箱内加装铁皮箱套，原箱不敷装贮，因此溢出二箱，成为一○二箱，然装箱目录则未另行缮造。然而《运归国立北平图书馆存美善本概述》一文有数处疏漏，比如，文中对这批善本目录的来源就没有讲清楚：目录是这批善本到了上海之后经挑选后才编制的，而不是从北平南运前编制好的；再如文中称1965年夏天中央图书馆呈文教育部，建议将该批寄存书运回国，获得批准，但是根据披露的《函教育部洽将国立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善本运回公文影印本》，呈文时间并非夏天，而是袁同礼在美逝世后第四天(1965年2月6日)，中央图书馆即密呈教育部转函驻美大使馆交涉运回这批善本书。因此，该文中关于“102箱之说”的解释存疑。
在2015年8月召开的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上，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林世田针对102箱运美善本的介绍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通过长期的馆藏档案梳理和目录对比，研究者发现档案上清楚说明运美善本是100箱，而另外两箱则是在1938年、1939年寄往美国用作展览的善本古籍。“后两箱展览用书和运美善本合并，最后形成102箱运到了台北。”这个信息很好地解释了之前悬而未决的问题：种种证据都表明1941年运往美国的善本书籍是100箱，后来美国、台湾方面却收到了102箱。下面将根据一些相关资料具体分析这个论点。
根据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947年10月16日吴光清等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寄来的信函及随函的两份复写清单(一份是“第一零一及一零二箱书单”，一份是“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可知，吴光清等通过对运美善本的仔细检核，确定这些书箱里的书并没有国会图书馆的藏品，但是第101、102箱善本无装箱清单(故随函清单中“第一零一及一零二章书单”应是由美方誊写的)，其他100箱内也有部分善本没有载入随之运美的装箱目录。
既然装箱清单上没有，也不是国会图书馆原来的藏品，那么这批没有目录的书应该也是北平图书馆运至美国的，但它们是跟随1941年的运美善本一起还是其他时间单独运至美国的哪？根据吴光清来函所附的“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可知，在善本运美之前，北平图书馆应该曾经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策划过一场中国古籍的展览。据《展览书单》的编号至100号止还可推测出北平图书馆为此次展览提供的展品大约为100种，可见这是一场比较大型的展览。虽然目前有关这次展览的资料并不多，不过中方既然给过美方展览用书清单，则很可能也给美方寄送过展览用书。昌彼得在《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一文中提到，后增的两箱中很多种善本北平馆明明有全本或者多册残本，却在箱中只发现一册，这恰恰为新增的两箱书很可能是展览用书提供了佐证。那是因为展览中展示善本无需全套，有一册展示示意即可。原书单中没有的清代殿本《古文渊鉴》《劝善金科》《万寿盛典初集》《御制词谱》残本及清刊《天问图》一册并未列入北平馆的善本甲库，甚至放在今天都可能未达到善本的标准，但这些书或出自清代名家之手，或是当时版刻的代表之作，作为展览中展示一个时期的代表之作尤为合适，否则当初挑选善本，以王重民、徐森玉两位大家的学识和对北平图书馆的熟悉程度，断不可能将不是甲库善本而且价值没有那么重要的书放入远涉重洋的运美善本书箱内。所以这些没入装箱目录的新增书很可能是某一时期单独运美的展览用书，由于也是来自北平图书馆，所以美方当时宣布共收到来自北平馆的102箱善本书的说法也就说通了。
将两张复写清单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那份《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装箱目录》中所载录的“第一百零一、一百零二箱”的清单作对比，也可以清楚地发现，除了胶片一卷和地图五捆外，其他全部一致。那么这批展览用书的书单为何会出现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装箱目录》后面，且用纸均跟前100箱不一致？笔者推断很可能是李耀南在核查所有存沪善本备案时，因展览用书和那100箱善本均运去了美国，所以都纪录为运美善本，并才在原运美善本目录后又补抄所致。而美展览用书之所以没有像国内的目录所载都装“第一百零一、一百零二箱”而是分别装在“第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三十九、五十三箱”，据吴光清先生发的来函和附带书单(“其不在此单者，已由王重民将其第一册分置各部书内”)推测，是因为王重民对这批书进行过整理和吴光清等人核查时又重新装箱之故。
3、结 语
本文观点全是笔者根据个人所查询、掌握到的资料加以综合整理、合理分析所得出，希望相关研究者给予指正。今后随着越来越多相关资料的公开，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希望这批运美善本的故事能够完全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慰先辈们在战火中为保存我国文化珍宝所做的诸多努力。（陈魏玮）
来源：《图书馆界》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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