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马光出于“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目的，费时19年修成《资治通鉴》294卷，系统地记载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长达1362年的中国历史。但是，由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内容庞杂，难以为世人通读和理解。所以自《资治通鉴》问世后，为该书作注的释文迭起。在南宋末年，注释《资治通鉴》的版本就多达九种，而以胡三省历经30寒暑所作的《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对后世影响最大。笔者认为，《通鉴》胡注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音注。《资治通鉴》有许多人名、地名、术语，非常怪僻，难以为时人所解读。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为之一一作注。如《周纪三》“彗星见”，胡注：“彗，详岁翻；又除醉翻，旋芮翻。见：贤遍翻。”又如在《汉纪三》“阏氏”一词之后，胡注：“匈奴之阏氏，犹中国之皇后。阏，於连翻，氏，音支”。再如《唐纪五》“隋末，歙州贼汪华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胡注：“歙音摄，黟音伊”。在当时尚无规范的字典可查考的历史背景下，胡三省把“音注”列为注释《通鉴》之首，且名其书曰《资治通鉴音注》，实为读者阅读《通鉴》扫除文字障碍起了开路的作用。

二、训诂。《通鉴》中不仅有大量怪僻难读的生字，而且还有难以数计的难词、典故，若不予以注释，读者不解其意，仍是读不懂，还可能引起误会。如对开卷《周纪一》“威烈王”这一称谓，很少人知其内涵。胡三省所作释文为：“名午，考王之子。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又如《晋纪十三》“彼乌合而来，既无统一……久必携贰”。胡释曰：“飞鸟见食，群集而聚啄之。人或惊之，则四散飞去，故兵以利合，无所统一者，谓之乌合。”再如“商贾”一词，胡释曰：“行卖曰商，坐贩曰贾”。这些释文，言简意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胡三省最擅长地理和典章制度的注释。如《周纪二》显王三十五年记“越王无疆伐齐”一事，胡疏曰：“浙江有三源：发于太未者，谓之谷水，今之衢港是也；发于乌伤者，《水经》谓之吴宁溪，今之婺港是也；发于黟县者，《班志》谓之浙江水，今之徽港（新安江）是也。三水合为浙江，东至钱塘入海。浙，折也。言水曲折于群山之间也。”典章制度的注释，则更详尽。如《汉纪四》记高帝十年“常慕魏无忌（信陵君）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胡疏曰：“汉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赐、予皆绝。”训诂较音注又递进了一步，既要释注古人词语之意见，又要阐明词称产生的来历及其流变，因而其意义不可小看。

三、拾遗。对《通鉴》中记叙不详或遗漏之内容，胡则在其下予以补充。如《周纪一》记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胡在此14字后增补了180字，补叙了魏赵韩三家世系，并就三家分晋一事，予以抨击：“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妖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

四、辨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记叙或评述一些历史事件时，或出于疏忽，或因取材之局限，或因思想之主观，难免有差错或不当。胡三省“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对《通鉴》中的舛错或不当之处，他直书己见。如在《晋纪四》“散骑常侍石崇”条下，胡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错。盖因旧史成文也。”指出司马光在史料取舍上，由于疏忽，导致内容先后矛盾。胡三省不仅为《通鉴》正文辨误，且作《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对前人的释文，也进行逐一甄别，辨误。

五、布道。以史布道，古今公论。孔子作《春秋》，是代王立法，捍卫王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续素王（孔子）之旨，归成万世之标准”。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则是阐发司马光的以史为鉴的思想。三者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司马光在《通鉴》中，对历代的政治措施，历朝的明君、贤臣、孝子的德行，大书而特书；对“伤天害理，残民以逞”的暴君、乱臣、贼子的丑行，也不厌其烦地记叙，并写了104条“臣光曰”述评。胡三省在述评之后，大都没有注释，表示完全赞同。对其他记叙之处，有些则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汉纪四》记汉高祖刘邦“还洛阳，闻淮阴侯（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胡注曰：“喜者，喜除其逼，怜者，怜其功大。”有些则连篇累牍，予以弘扬阐发。如对隋文帝杨坚贪图享受、造仁寿宫一事，胡三省评曰：“仁寿宫成于开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相素。独孤后喜而尝之，继此屡幸仁寿宫，之仁寿末，卒死于仁寿宫。仁寿者，帝穷民力作离宫，可谓仁矣，其不得死于是宫宜矣！帝怒相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则亦从而喜之，岂非奢侈之能移人触景而动，至于流连而不知返，卒诒万世笑。是知君德以节俭为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