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全宋文》变得更“全”

《宋文遗录》李伟国 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全宋文》自2006年面世以来，即成为宋代文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学人所重视。然而受时代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全宋文》存在一些阙失之处，如依旧有许多宋文并未收录进来。其后不断有学者对《全宋文》进行纠谬和补遗，如张其凡《〈全宋文〉所收田况奏议三误》（《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2期）、郑利锋《〈全宋文〉补遗》（《中州学刊》2018年第6期）等。此类纠谬补遗的文章有助于学界更好地利用《全宋文》从事研究工作，但这些文章较为分散，依旧不够系统和完整。与此同时，近年来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和对传统文献史料的再挖掘，有许多宋文逐渐被世人所知，且体量巨大。因此，对《全宋文》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增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出版人、宋史研究专家李伟国近著《宋文遗录》为我们弥补了这个遗憾，成为一部系统性的《全宋文》补遗之作。

       宋文献搜集整理方面的力作

       早在2002年，著者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即大力推动《全宋文》的出版事宜。同时，著者致力于宋代文献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中古文献考论——以敦煌和宋代为重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等著，在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掌握了数百万字的资料，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宋文遗录》是他近期在宋代文献搜集整理方面的一大力作，体现了学界在宋代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新进展。著者在《全宋文》之后进一步系统辑录宋人文章，取材广博，规范严谨，同时《宋文遗录》中亦有著者的精心考订，彰显此书的学术价值。以下就这两方面详细论之。

       《宋文遗录》全书近300万字共141卷，收录《全宋文》未收文章或已收但内容有较大差异的宋人文章，约3000篇。著者在编撰过程中，对所收宋文进行辑佚、录文、校勘、标点、分段、标注时间、撰写作者小传等多项工作。如此繁重的工作量，可以想见著者的用力之深。

       该著是近十年来学界对宋人佚文的一次综合性辑录。所收宋文取材甚为广泛，涵盖宋人文集、史书、地方志、法帖、佚简、文书、墓志碑铭等诸多材料。一则著者自传世文献中辑录了大量此前《全宋文》未及收录的宋人佚文，涉及葛洪《蟠室老人文集》、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元宪集》《景文集》《后村集》、《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所收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八朝名臣言行录》《（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宋拓《绍兴米帖》残册、《宋人佚简》等文献，此外还包括海外所藏宋本珍本。著者曾参与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的整理工作，对此有深入研究。《八朝名臣言行录》征引文献颇多，“为一代文献之征”。著者从中辑录宋文二十余篇，其中所收韩正彦所撰《韩琦家传》二十九条为《全宋文》所无。所收张舜民所撰《王岩叟墓志》二十三条，较《全宋文》所收为多。

       二则著者也着力于近些年出现的新材料，如《南宋徐谓礼文书》及出土的众多石刻文献，其中有些碑石拓片的录文为首次披露，如书中利用了不少著者所主持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全宋石刻文献（墓志铭之部）》所得拓本。对于《全宋文》已经收录但内容有较大差异的文章，著者对其亦多加留意并收录其中。如著者据原碑拓片收录韩琦所撰《赵宗道墓志铭并序》，《全宋文》卷八五八已据《安阳集》卷四九收录此文，两篇文本有文词相异之处。近年来学界颇为重视宋代碑志文的形成过程，通过探究同一碑志文的石本与集本之间的差异，进而分析撰者与丧家对于碑志撰写的不同理念。该著将此类文章收录其中，甚有利于读者进行石本与集本的对比研究。

       所收宋文颇有值得学人重视者

       该著所收宋文颇有值得学人重视者。如著者自《（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中辑录滕宗谅佚文两篇，其中《求岳阳楼记书》较《全宋文》所收版本文字更多，内容更为完整，而《岳阳楼诗集序》则较以往版本多出一段落款，云“时庆历六年七月十五日，尚书祠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知岳州军州事南阳滕宗谅谨序”，这对于理解范仲淹所撰《岳阳楼记》具有重要意义。著者对此问题亦有专文论述。

       著者又据日本学者东英寿论文，自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中辑录欧阳修书简九十余篇，其中《与苏编礼》《与张续》等文涉及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事，对探究神道碑的撰写过程及其不同文本的形成颇为重要。

       该著亦收录富弼传世书帖《儿子帖》，该帖涉及富弼托友朋关照其子之事，对了解这一北宋名臣的另一面具有重要价值。又该著所收墓志铭、买地券颇可作为研究宋代社会文化史的资料，如徐备撰《宋甘君故夫人熊氏墓志铭并序》、张渐撰《宋故洪氏夫人墓铭》等墓志铭皆涉及女性改嫁之事，可借此管窥宋代民间对继父嫁母现象之心态。

       除了辑录，还间有学术考订

       该著作为《全宋文》补遗之作，其编纂体例大体参照《全宋文》。如所收十八通徐谓礼告身及敕牒，因其形成过程中有多位执笔者，且其反映了皇帝的旨意，故将其归于宋理宗名下，这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做法。除书前总目外，该著于末册还附有作者索引、篇目索引、引用文献目录，利于读者翻检查阅。同时著者尽可能吸取学界成果，征引大量学术论著，凡收录宋文皆详细注明其出处，方便读者按图索骥，探寻学术动向。但相较于《全宋文》，该著的编纂体例亦有其独特之处。如收录墓志铭时，除墓主姓名阙失者外，在该文标题后皆注明墓主姓名，一目了然。另外著者在文后亦附注“原书附记”，介绍此方墓志的若干信息，颇具学术价值。

       除了有对宋文的辑录，该著还间有著者的学术考订。著者的考订主要体现在对文献的标点整理、对文章的时代断限、对作者的生平考证等方面，较以往诸家多有进益之处。

       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并无其他版本参校，出土文献亦多有漫漶不清之弊，这对整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该著所收录的出土墓志及买地券等，往往并无录文，或仅有录文但并无进一步的标点整理，这增加了编撰的工作量。著者对此皆一一考订之。如所收录宋起撰《宋朋墓志铭》，其中有“讳朋，字信之”一语。校勘记云：“原书正文及简释均释墓主‘讳用’，然经考证，‘疑墓主即宋朋’，今据墓志拓本图照，墓主之名讳实即‘朋’字。”此前的相关著作对此并无辨析。著者利用墓志拓本图片辨正文字，使文本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大为提高。又李鉴《宋故庐陵郡邓君墓志铭》中有“赐绯鱼袋借紫项卫书”一语，著者于篇末注明出处为《宋代墓志揭示庐陵科举奇迹》一文，而检该文此句为“赐绯鱼袋借柴项卫书”。著者将“柴”改为“紫”。今按，宋代官员服色有“借紫”之制，如《宋史·舆服志五》载：“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诏朝官出知节镇及转运使、副，衣绯、绿者并借紫。知防御、团练、刺史州，衣绿者借绯，衣绯者借紫；其为通判、知军监，止借绯。”著者的改正不仅更加符合原来的文本，而且体现了他对宋代职官制度的熟稔。

       墓志作为一种文体，有其一定的格式及用语，所以有时候不同的墓志会有内容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域内的墓志，这种内容的相似性往往会更加强烈。著者善于利用墓志的这一特点对其文本进行校勘。

       著者同时坚持慎改的原则，如校勘宋延超《宋礼墓志铭并序》时，有四处文字疑误，又校勘胡文绪《胡赟墓志铭并序》时得出十处文字疑误之处，除其中一处据《大宋故苗府君墓志铭并序》例补外，其余部分皆出校而不改原文，以最大程度保持文本的原貌。

       更可体会一代文风之嬗变

       该著的编排主要按照作者的生年，同一作者又以文章撰写时间为序。若按照次序观览一代之文章，更可体会一代文风之嬗变，故对文章的时代断限就显得颇为重要。著者对时代不明的文章，就其系年问题亦多加考证，力求精确。如收录丁度《王璘墓志铭并序》，著者以文中载志主“雍熙甲申岁二月十一日感疾而终，年六十三”，后文又载“初，赠府君廷尉评，凡六追命至麟台。少列密学，以夙罹悯凶，连失怙恃，弗克茵鼎之养，未遑封树之事。谋及龟筮，岁利癸酉……冬十月辛酉，自曾门而下十有四丧，启泉垆而迁祔焉”云云，考证癸酉即仁宗明道二年，其十月有辛酉日，故据以系年。又收录杨孝孺《仙水洞题名》，该文仅题署“癸亥十一月”，著者考杨孝孺任官在元丰、元祐间，故定此文作于元丰六年。著者对文章的系年，建立在对文本的深入分析之上，有助于读者对该文的进一步了解。

       该著对所收文章的作者均撰写小传，然由于资料所限，或有的文章并无作者署名，此项工作亦颇为不易。如收录《钱亿碑铭》，但原碑撰人残缺。著者据碑文序末“仁冀也，笔慙名，银台辱召”，又引《（延祐）四明志》及《十国春秋》卷八七，考证其为崔仁冀，为宋初杭州钱塘人。今按，崔仁冀曾仕吴越国，钱亿又为钱镠之孙，著者的考证当为确论。又收录佚名撰《淳化阁帖跋》，著者据孙承泽《闲者轩帖考》和《庚子销夏记》所称“翰林学士院诸多印”，以及“某某文房之印”，认为“题跋者应当是哲宗时的一位翰林学士，这位翰林学士很有可能是当时有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钱勰”。著者的考证可备一说。

       该著体量颇巨，故其中亦难免偶有失误。但著者数十年如一日，尽力此“至繁至难”之事，为之用心颇深，令人感佩。著者说：“今先整理出版近三百万字，为《宋文遗录》初编，不久的将来再整理出版二编、三编，不断为学界提供新材料。”作为宋代文史研究者，我们热切期待著者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嘉惠学林。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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