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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夫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

2018-03-09 15:07 来源:文汇报 
2018-03-09 15:07:41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 李庆

  王欣夫先生一生致力中国古典文献的收辑研究,致力保存民族文化遗产。《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就是这些文献精华的如实记录。

  王欣夫先生(1901—1966),名大隆,号补安,以字行,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市)。其祖移居江苏吴县(今苏州市),遂为吴县人。

  先生诞生于清朝末年,七岁,入苏州小学。十三四岁,受学家塾,研读《论语》。十八岁,从吴江“天放楼主人”、文学家金松岑习国文,读《资治通鉴》。二十岁,随丁国钧校读史籍。同年,入金松岑之师吴县曹元弼之门,研习经学。曹元弼为前清翰林院编修,专精《三礼》。先生受业,奠定国学基础。学业有成,二十六岁,执教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二十八岁应上海圣约翰大学之聘,为国文教员,后升为教授。其间,学界交往,视野渐扩,钻研古典文献学,蔚然成家。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文献学。直到1966年,因肺炎去世。

  “蛾术轩”乃先生晚年斋名,取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意为:小蚁学大蚁,勤衔泥土,以成蚁冢,比喻勤学。

  先生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我国古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著述宏富。早在1934—1941年,友人赵诒琛和他先后辑成《甲戌丛编》到《辛巳丛编》等八部丛书(又称“八年丛编”),收书九十余种,稀缺文献,得以留存。两人收辑清代黄丕烈、顾千里的题跋、著述,编辑刊行《黄顾遗书》。在此基础上编成《顾千里集》《黄丕烈集》,并撰《黄荛圃先生年谱补》,为这两位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资料。《顾千里集》稿,后笔者董理,得诸方支持,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黄丕烈集》稿,则不知下落。

  先生重点收辑了清代“吴学”代表惠栋的著述,编有《惠栋集》、曹元弼的遗著《复礼堂文二集》《三集》《复礼堂诗集》《复礼堂尺牍》,还有曹元忠的《笺经室余稿》《笺经室赋录》等数种,原稿俱存,尚未刊出。上世纪30年代,受胡玉缙先生之托,收辑遗稿,编成《许庼遗集》(又作:鄦庼集林)。其中《许庼学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其余还有《许庼题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不再细述。

  不仅收辑前人文献,先生自己也勤奋著述,早年著有《景刊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考证》,现存清稿本。上世纪50年代,研究《管子》,著《管子校释》,有手稿本存。并就《管子》版本,和郭沫若先生商榷,提出批评。还著有《补三国志兵志》《学礼斋随笔》等多种。

  为了给学生打好文献学基础,先生编写国内第一部文献学的大学教材《文献学讲义》(后由徐鹏师整理出版)。广受学界好评。先生考订、补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后经徐鹏师辑录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据不完全统计,先生撰述、整理、辑集的著述上百种,单是手抄稿本,便达一千余万字。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这部晚年撰写的《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

  先生既非达官显贵,也非金玉满堂,终生以教学著述立世,在世仅66年。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代,依靠个人的努力,做出上述成就,绝非常人所能企及。

  纵观历史,在时代大潮中,有人引领风流,飞舞浪尖,万方瞩目;有人被潮流挟裹,在波涛中挣扎。他们或许满身疮痍,带有缺陷;或许如入黑洞,没有光亮;或许淡然无奇,微不足道,不受世人关注。但是,他们坚韧顽强,决不放弃追求,激扬着生命力。这样的人,是造就各类文明的中坚和脊梁。

  王欣夫先生一生致力中国古典文献的收辑研究,致力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在他的身上,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和力量。他无愧为我国近代古典文献学的代表性学者。

  王欣夫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实践型的藏书家。不论环境如何困苦,总设法克服,全力以赴,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就是这些文献精华的如实记录。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所录文献,包括稿本一百多种,批校本二百多种,抄本四百多种。来源,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祖上传下。先生父祖辈就藏有宋本《陶渊明集》,明弘治本《陈伯玉集》,明嘉靖孔天胤依宋本刻的《通鉴通鉴》初印本等,达数千卷。这些典籍,有的流失,有的留存。

二,收集购买。先生一生,勤力收集各种典籍。如清济阳张尔歧撰的《周易说略》四卷,康熙己亥泰山徐志定“真合斋”磁活字本,国内仅存。清王澍手书原本《积书岩摹古帖》,乃从清代宫中流出。先生倾囊购得。

  从各方收集名人稿本,如清吴县徐堂《韩诗述》、清秀水诸锦《仪礼义疏稿》、吴云《两罍轩收藏经籍碑帖书画目录》、郑文焯稿本六种,钞稿本如徐养原《顽石庐文集》、批校本如元和陈倬校《读书杂志》等,达数百种。

  三,抄录编辑。先生从友朋处转抄过录罕见题跋和著作,有时如痴如迷。如过录何焯、惠士奇、惠栋的《周礼注疏》校语;过录段玉裁、臧庸等校《仪礼注疏》的校语;过录《华阳国志》《经典释文》等书顾千里的校语;其他如抄录钱大昕、焦循、潘祖荫等人的校跋等,多为罕见者。甚至临终前,重病在身,

仍在过录卢抱经书跋。

  转抄过录后,汇集所得,编成书稿。如陆贻典《觌庵书跋》、《嘉业堂群书序跋》等,凡此有四十多种。

  四,师友馈赠。前辈托付的,如曹元弼的《复礼堂日记》《北堂立言记》,胡玉缙的《辨俗编》手稿等。友朋见赠的,如《尔雅郭注拾遗》,系任铭善抄录赠送;《家语弟子补注》手稿本,乃丁福保所赠。

  对于这些典籍,先生精心选择,写就《书录》,对上述各类文献,做了真实记录。所述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典籍本身的传布情况。

  如《集韵》十卷,清康熙时代曹寅刻本,日本天保九年(相当于咸丰六年)复刻曹寅刻本,嘉庆甲戌等三条书录中,记载了书中段玉裁、王引之、袁廷檮、钮树玉等十多位清代学者的校跋语,藏书印章。

  又如翁方纲未刊稿《四库全书提要》,记载了该书稿的流传以及刘承干嘉业堂,由施韵秋抄录副本的情况。再如,原存冯桂芬处、后归丁初我收藏的《唐诗鼓吹》,乃陈少章、何义门亲批校本,《书录》中,叙其流传过程,收购纳入的情况。

  凡此,经、史、子、集各个领域,共一千多种典籍。因为都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自所录的资料,真实可靠。

  第二,与典籍流传有关的人物生平。

  《书录》所载文献,多未刊稿本。每部文稿,都汇集着学者毕生心血。有的作者,因时代动荡,萧然而逝;限于社会历史环境,未被人知,甚至不见记载。然而,所撰著述,甚为出色。如《水经注笺疏》存一卷,乃先生从残稿中录出。作者系慈溪林颐山,在《水经注》研究领域,“其功实不亚于戴(戴震)汪(汪士铎)”。赖此所录,方得留存。

  第三,近代江南地区的学术流变。

  清朝咸丰以后,世态大变。就中国典籍而言,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等典籍的流散,引起众多的议论感慨。先生在《嘉业堂群书序跋》中,记载嘉业堂“收书于易代之际,《藏书志》虽积稿盈尺,仅什存二三,而刻书数千卷,实足与毛氏媲美”,刘承干先生“恣人录副,以广其传”的情况。在《独断疏证》条下,记载了自己与胡玉缙先生的交往、受教并蒙其托付,整理文稿的经纬。
 

《书录》所载社会变动和知识阶层状况,尤多江南地区文献流传、人物交往细节,如无此书,或就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每逢时代动荡,典籍总有聚散分合。这一特定社会现象,揭示着文明的变异、展开与进化。《书录》未刻意阐述高深的哲理,而文化和哲理并非凭空存在,须有现实支撑。正是这些具体真实的记述,展现了那个时代斑驳多彩的文化空间。其中有参天大树,有茂密丛林,乃至生存过的纤细小草。正赖有此,中国文化的莽原,才显现出历史人文的广袤和雄浑;中国文化的天空,才显现出思想哲理的深邃和悠远;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才显现出延绵不断的顽强生命力。先生曾有一段令人回味之语:“人有遇与不遇,而书之传否,也有幸与不幸。”此千余部著作,一个多世纪,饱经动乱,遇到先生。与毁于战火和变乱的众多文献相比,可以说是“遇”而有幸了。

  此乃《书录》学术价值之所在。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为王欣夫先生上世纪60年代所著,系他人生最后时期对自己学术成果的总结。

  所载书跋,或为旧稿,或为新撰,俱反复斟酌,方始写定。自己出资,请友人“耐公”(封尊五先生)小楷端正抄写,装订成册。

  在1961年到1962年,写定六册,署为“庚辛稿”,乃因1961年为庚子年,1962年为辛丑年得名。1963到1965年,以每年六册的进度,分别署为“壬寅”“癸卯”“甲辰”稿。此后,又加以修改,并请友人郑翼先生校阅。1966年,撰写、誊清了五册。未署稿名。

  1966年8月底,先生病倒。《日记》记载,进医院前,仍在抄录题跋。病重之际,恰逢“文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天气炎热,自云:“似置身洪炉中,必可成为百炼之钢。”当时的医疗和身心状况,可想而知。先生对前来探视的学生和助手徐鹏师说:“我的稿子,你要帮我。不然的话,就都成灰烬垃圾了。”人皆未料,两个多月后,留下诸多遗稿和毕生积累的藏书,先生竟撒手人寰,享年仅六十六岁。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徐鹏师受托,对存放在复旦大学先生住所的藏书和遗稿,加以归拢,仍存原处。上世纪70年代,“工宣队”进驻大学。指先生藏书,为“封、资、修”之“四旧”,当在扫荡之列。命家属限时搬出,否则,就 “堆到弄堂里去”。因为“房子是住人的,不是放书的”。

  家属无奈,和旧书店联系,拉走两车,后多散落。又告知徐鹏师。徐鹏师闻讯,报告复旦中文系,把余下的书籍转至系办公室。同时,通过有影响的学者谭

  其骧先生,向上海市主管领导反映。通过各方面努力,复旦大学同意将未送旧书店的藏书,收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在此期间,徐鹏师找出有价值的文献,归还王师母。如上述清代王澍的《积书岩摹古帖》——这是先生生前变卖师母首饰购得者。同时,收罗先生部分遗稿,加以保存。其中包括《蛾术轩善本箧存书录》清稿本的绝大部分,共二十七册。尚有一册清稿本及未誊清的草稿,和王先生的藏书一起,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当时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非常重视这部稿子,曾特地询问并查看过。

  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开始恢复研究生考试,笔者有幸,忝列徐鹏师之门。在学期间,读过此稿,并遵师命,和同窗一起,编成《蛾术轩箧存善本简明目录》,油印若干,散发学友参考。

  此后,徐鹏师先后整理、出版了《文献学讲义》《藏书纪事诗补正》等先生遗著。又和原复旦大学教授,后为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鲍正鹄先生一起,标点整理这部《书录》。

  两位先生,不顾自身健康,放下手中著述,费时多年,方始告竣。其间,徐鹏师曾在《中华文史论丛》等专业杂志上发表过部分整理稿。

  上世纪90年代,徐鹏师命笔者尽力联系,争取出版。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国章等先生支持,由吴旭民先生为责任编辑,在2002年出版了标点整理本。徐师特命笔者撰写《前言》,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和流传情况,略作说明。出版不久,初版售罄。2012年再版。

  标点整理本问世,王欣夫先生的学术成就,进一步受域内外学界关注。王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吴中杰教授在《海上学人》等著作中,专门介绍王先生的事迹和为人。潘旭澜教授,从文化史的角度,宏观审视,发表长文《两部大书的腥膻与苦涩》,介绍王先生的业绩和鲍正鹄先生、徐鹏师整理《书录》的情况,引起学界相当反响。其他学人有关先生生平和学术成果的文章也多见刊出。

  到本世纪初,徐鹏师感觉体力和精神不支,数次和笔者谈及王先生遗稿的整理。2003年3月,特地把王先生的哲嗣王启栋先生夫妇请到家中,共同决定,将遗著托付给笔者。

  受命惕若,夙夕在念,不敢懈忽。多年来与各方联系,王先生和徐鹏师的遗著,已出版数种。最近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这部著作,可望化身千百,流传于世。或可告慰先生和徐师在天之灵。

 

学术有传承。学术的传承不仅为名义上的师弟关系,更反映为一种人与人的深层联系,一种精神之延续。半个多世纪,潮起潮落,人情变幻,世态炎凉。随波逐流,沽名钓誉,固然有之,而这部文稿的流传,笔者更多感受到的,是前贤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是情感交流的温暖,是人和人之间的信赖,是一种人性中的真诚,此乃更值得珍惜之处。

  关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价值,笔者已在该书标点本的《前言》中做了一些说明,此不重复。

  那么,为什么已有整理标点本,还要出此原稿影印本呢?

  首先,徐鹏师生前教示,已出排印本,鉴于当时社会环境和认识,个别篇目,全部删削。有些篇目,有所改动。出于出版形式的考虑,对原书分卷,稍有变易。因此,影印本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原稿的本来面貌。

  其次,王先生在每篇写成之后,请人誊写。清稿成册之后,又加修改、增补、批注。这些内容,反映王欣夫先生晚年的思想变化,而在整理本中,则无法看出这样的过程、或反映得不明确。

  最重要的,就此稿本形态的价值而言,更完全应该影印。众所周知,各种文化样式: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电影等等,在各自发展历史上,每个阶段,都有自身标识性作品,都有自己的经典。书籍稿本的发展也是如此。

  中国的典籍文本,历经甲骨、金石、简帛,纸张等载体变迁,有着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典籍形态,自印刷术发明以后,多由手写转为印刷,却丝毫未减少手书稿本、抄本的价值。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书写工具的演进,钢笔、铅笔、圆珠笔取代了毛笔。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电脑打字又取代人工手书。在中国,用毛笔书写的稿本,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转折点。

  这部清稿本近五千页,一百七八十万字,全部用毛笔小楷工整写定,书法光鲜夺目,蔚然大观。作为典籍变迁、书稿形态转折点上的代表性作品,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时代意义。笔者不赞成轻率发出“某某时代没有文化巨作”的抱怨。以笔者数十年海内外跋涉,调查研究汉文典籍的经历所见,就个人著述的汉文稿本言,当今之世,鲜有可与此比肩者。

  总之,无论从其内容、从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还是就其形式、从稿本流变的形态变化角度而言,这部《书录》都堪称为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之作,无愧为时代的经典。因此,影印非常必要。

  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十年、百年之后重回首,当证吾言不妄。

  最后,要对在这次影印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一点说明,对贡献了力量的各方表示感谢。

  首先,要感谢王欣夫先生的哲嗣王启栋先生和夫人,慨然同意并大力支持此书的影印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兴康社长,在当前商业风潮正盛之际,表现出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见识和担当,决定影印线装出版。该社王为松总编、孙瑜主任,对此表示了热情关注和支持,尤其编辑顾雷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复旦大学图书馆陈思和馆长、王亮博士等,为翻印复旦图书馆所藏的两册残稿,无私地提供了方便和支持。鉴于残稿中钢笔书写的一册,除两篇在清稿本中未收录外,余皆已收入《书录》清稿,而此两篇,原非清稿,当初先生未收,殆有原因。按本书体例,亦不收录。

  原稿没有目录,为便于检索,此次影印,在每页中缝,标上页码。加上了书前目录和书后的索引。其余概从原貌,不作任何修饰。索引的编制,得到吾友上海文史馆馆员金良年先生的真心支持,由他亲自编成。

  尤其要感谢的,是许多和笔者相识或不相识的海内外朋友、学者,多年来,从各种角度、用不同方式,表现出对王欣夫先生和这部稿本的关注,希望尽快看到影印本问世,并为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实际的帮助。这不仅是对王先生个人、而应视作为对于中国历史典籍、对于中国文化本源的关切。使我们这些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学人,感到“吾道不孤”、被人理解的温馨,也更坚定了我们继续努力,以使中华文化更加开放地与世界交流的信念。

  众志成城,才是这部稿本最后得以发出光辉的根本动力。

  五十年前,知名学者卢弼先生对于王欣夫先生的学术业绩颇为赞赏。称他“千金一诺重千斤”,“文章道义结知音”。并将他和清初潘耒整理顾亭林遗著相比:“同是名贤同不朽,师门谊笃重东吴。”

  同辈学者吕贞白师也有诗这样评价:“蛾学斋能抱道真,三吴学派未沉沦。自从黄顾风流歇,天壤王郎第一人。”

  固然,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身的局限,而就对于前辈遗稿和近代文献学的贡献而言,王欣夫先生无愧此誉。

  故谨借这些诗句,作为结语。

  (本文为影印本《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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