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
古籍修复对象选择策略
作者：阎琳
作者：阎琳
摘要：目前国内图书馆在古籍修复对象的选择上缺乏统一的准则和规划，较有随机性，以往仅通过古籍的破损情况而选择修复对象的方法存在不足。文章提出应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载体价值、利用率、修复风险等4项指标综合考虑修复对象；并建议采取预防与修复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古籍的修复绩效。
1. 古籍修复对象选择中存在的问题
2007 年，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各古籍收藏单位加大了古籍保护的经费和人员投入。很多单位新建了古籍修复室，古籍修复人员也从无到有，截至2015 年，共有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组织开办了十八期古籍修复初级培训班，培训修复人员共700 余名。古籍修复人员和经费不足的情况得到大幅度改善。
但是由于图书馆开展大规模的古籍修复工作的时间尚短，在技术、管理、规划方面存在诸多不足。近年来关于古籍修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修复技术、人才培养、数字化整理和收藏等方面，而对于修复对象的甄选的探究则少有涉及。200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李雄飞、晓云曾指出“由于家底不清，所以本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存在偶然性和随意性，每修完一种书,对下面要修什么书完全没有计划，不分轻重缓急”。近期笔者调查走访了全国多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包括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发现这些单位在选择古籍修复对象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被动发现式”：由典藏人员将读者阅览或数字化过程中发现的破损古籍送修。其二，“主动搜索式”：仅有一两名修复人员的单位，由修复人员自己去书库翻阅查找需要修复的古籍，修复对象的选择存在“偶然性”和“随意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历史原因。各单位对馆藏整体破损情况缺乏整体认知。（二）人员不足，破损普查无法开展。虽然近年来修复人员有所增加，但大多数古籍收藏单位受编制限制，只能配备一两名修复人员，这种现象在高校图书馆中尤为突出。例如，北京大学古籍藏量150万册，古籍修复人员2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40万册，修复人员2名；复旦大学古籍藏量40万册，修复人员3名。面对巨大的古籍藏量，仅凭一两名修复人员无法展开普查工作。（三）缺乏可操作性强的修复对象选择策略，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使有条件展开破损情况的普查登记，缺乏修复对象的选择方法，仍然无法使普查结果有效指导实际工作。
目前国内不少古籍收藏机构对修复对象选择多是以“破损程度和珍稀程度越高，越先修复”为宗旨，具体破损等级的划分则依据2006 年国家图书馆制定的《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该标准将破损状况分为五个等级，在全国古籍普查中多以此标准为依据，记录每册古籍的破损状况。但是《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的指导性强而操作性欠佳，按照该标准进行古籍普查登记，馆藏量稍大的单位，破损古籍的数量非常可观，对仅有一两名修复人员的单位来说，根本无法仅按破损等级来确定修复的次序，因此，即使进行了破损情况的普查，具体修复时仍无法摆脱主观性和随意性。
目前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得到重视，修复人员及经费不断地在增加，同时，也要求图书馆对古籍修复工作的规划和管理更具科学性。其中，正确选择修复对象，是提高古籍修复工作绩效的重要保证。
2. 修复对象选择的影响因素
想要探究修复对象选择的影响因素，必须追溯古籍修复的本质和意义。修复作为保护和利用文物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是进一步认识文物、研究文物的重要途径[3]。美国历史与艺术作品保护研究所（AIC）指出，“修复是处理的过程，即通过非原始材料的追加使文化遗产回归到一个人为熟知的或假设的状态。” 具体到古籍修复，是指对已经发生变形或变性的古籍进行处理，使之恢复到原有的形态或性质。其修复目的主要有二：其一，恢复其内容和形态，使之可为人所用，价值可被认识和挖掘；其二，使其以更利于保存的状态传承下去。简言之，修复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和保存。牢牢抓住“利用”和“保存”两条主线，在制定古籍修复计划时，即可理清思路，有的放矢地筛选亟待修复的古籍。
以往强调“优先修复破损程度和珍稀程度高的古籍”，其实也是出于利用和保存的目的。破损程度高不利于长久保存，而珍稀程度高则说明古籍珍贵的历史文物性，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
笔者认为，除了“破损程度”和“珍稀程度”外，还应从修复的本质和意义出发，确立修复对象选择的影响因素，因此，以“保存和利用”为出发点， 以“破损状况”“载体价值”“利用率”“修复风险”为修复对象选择的影响因素。其中关于古籍的“破损状况”和“载体价值”业界已多有研究及论述，今文只针对不足之处加以补充，而将重点论述“利用率”及“修复风险”。
2.1 破损状况
《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中将古籍破损状况归纳为11种情形，包括“酸化、老化、霉蚀、粘连、虫蛀、缺损”等。而在古籍普查平台的破损登记中又增加了“水渍、油渍、污垢、口开”等8个选项，这些选项的描述仅停留在直观和外表之现象，每种现象又按照面积、叶数的多少来划定破损等级。普查平台中对三级以上破损程度的古籍建议“尽早修复”，四级破损的建议“应该修复”。
这种按照面积、叶数的古籍修复对象界定方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籍保存和利用的需要，因为破损面积大、数量多的古籍确实翻阅不便，也不利于长久保存。但是这种界定方法未能明确区分不同成因破损危害程度的差异性。前面已提及，修复是为了保存和利用，相同破损等级，不同成因的破损对保存和利用的影响程度不同，故进行修复的先后顺序应有不同，若单纯地按照面积和叶数定级，就忽视了对古籍破损机理的分析。
例如，根据《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的界定：“叶面、书脊、书口、书脑局部缺损”和“书叶粘连面积达到20%以上，且粘连书叶达到整册书叶的20%以上”皆为三级破损，在古籍普查平台上皆登记为“尽早修复”。但是从损坏机理上来说，前者主要是外力造成，虽然古籍的外表有破损，但有时并不影响翻阅，也不会对长期保存有潜在危害。而后者之书叶粘连多是因为潮湿或霉菌、灰尘所致，如果不尽快处理，纸张将会不断降解，分子结构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如果是霉菌造成的，还会对周围的古籍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应尽早修复。故而，从保存角度来说，选择修复对象时，破损状况的界定应包括破损面积和数量的直观现象，又应该注意挖掘古籍的破损机理。
2.2 载体价值
古籍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作为历史的见证物，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不可估量。在认识和评价古籍的过程中，受研究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其价值的发掘是一个长期过程。由于古籍具有文物性，所以即使其内容已进行了媒体转换，载体本身也具有保存的价值。古籍用纸是研究中国古代手工纸的重要信息，装帧形式是书籍形态演变的重要素材，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因此，纸张、字墨、印刷术共一载体的古籍，是考证某一时代的历史文化及古代印刷出版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中华古籍作为世界上存量最多的纸质文物，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的传统工艺的宝贵资料，对世界各国造纸、印刷出版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因而从利用角度来说，选择修复对象时，载体价值是较重要的影响因素。正确判定载体本身的价值，有利于集中资源抢救稀缺的、物质形态价值较高的古籍。
2.3 利用率
图书馆作为收藏知识的重要机构，承担着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使命。文献保护的目的是使更多的人利用更多的书，修复的落脚点也在于“利用”。哈佛大学韦斯曼文献保护中心关于燕京图书馆中文特藏修复的报告中明确列出了不做修复的情况，主要包括：（1）不会影响辨识度的污渍；（2）不会妨害到文本的旧有修复；（3）书口断裂但不经修复仍可进行数字化照相操作；（4）不会妨碍到藏品的翻动与处理的虫蛀。充分佐证了修复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服务读者。韦斯曼中心的古籍均进行数字化处理，读者若要查阅则不需要查看原书，所以该馆认为这种低利用率的古籍，在不影响保存的情况下，无需进行修复。
因此，在选择修复对象时，将古籍利用率作为评判因素之一，是建立在对图书馆使命和职责深刻理解基础上。秉承“修复是为了利用”这一理念，在面对大量古籍时，才能真正做到对原书的“最小干预”和“及时修复”，既有效保护古籍又节省修复成本。
2.4 技术风险
关于古籍的修复，明代的周嘉胄曾曰“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而西欧修复界有种说法是“所做的是必须的和最低限度的，但又不是太少”，这都说明古籍修复技术的局限性和重要性修复对于客体来说具有一定风险，经过修复的古籍，与原件相较，会有一定的改变，古籍的历史价值有一定的损伤，有时这种损伤即使是能工巧匠也难以避免，是由载体的材质特性而决定的，而且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日本的东京大学科研团队曾就传统修裱方法的妥当性加以测试，结果表明修复后纸张吸湿尺寸变大对原纸有一定张力，这种张力对原件纸张的强度有一定的损伤。又如，修复贯穿性虫蛀后，因补纸与原书叶的接缝处通常会凸起，必须经过“锤平”方可平整，这一过程会使古籍受力部分的纤维变形，强韧度也会减弱，进而造成对书叶强度的损害。实际修复中，有时也会被迫改变古籍的装帧形式。例如，清末石印本很多是以木浆纸印刷装订而成，这种纸因是采用原木机械法制浆、机器烘干抄造，木质素残留较高，多呈深褐色，且老化变色快，书口开裂是最普遍的问题，如果对其进行溜口，则因其机器烘干抄造，纸张紧度高，书口不易压平，装订时必须衬纸才能使书册平整，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书册的厚度，有时甚至需要分册重装。
总之，古籍修复如同为了“保命”而不得不做的“手术”，而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认识到这一点，在选择古籍修复对象时，就要优先考虑如何才能不修和少修。这绝不是被动的“不作为”，而是充分认识到修复的局限性后作出的科学判断。
3. 修复对象选择策略
修复对象选择策略要以“预防性保护为主，善后性修复为辅”为指导思想。“预防性保护”的提法最初于1930年的罗马国际会议上提出，而后从上世纪70年代，由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向全球范围推广。在对因佛罗伦萨洪水受损的200万卷珍贵图书修复的过程中，这一理念在全球图书保护领域被广泛认可，其核心观点是尊重和维持文献的真实性，认为珍贵文献资料应以保存为主要手段，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尽可能不进行修复。
预防性保护为主不仅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濒危古籍，又能阻止大多数古籍劣化，减少未来的
修复成本。过去的40多年，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单纯依靠修复技术已无法满足古籍文献的保护需求，珍稀文献的保护重点从修复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1979年第5届国际图联期刊上发布了《图书馆资料保护与修复原则》（《Principles of Conservation and Restauration inLibraries 》），它是文献保存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经过两次修改，1986年更名为《Principles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Library Materials》，1998年更名为《IFLA Principles forthe Care and Handing of Library Material》。Restauration 和Conservation 的去除，Preservation的引入和具体化，充分体现了对古籍文献的预防性保护的做法已逐步成为世界公认的优先法则。
对古籍文献预防性保护为主也符合我国国情。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国内共 3800多家藏书单位收藏的古籍数量超过了 5000万册件，现存所有古籍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都需要纳入保护范围。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各行业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而用于古籍保护的技术设备和修裱材料的购置、修复人员的增加及培养培训等经费都有限，保护手段也因各种原因存在局限性。因此，在“预防性保护为主”、“尽可能的保留文献资料的原真性”等理念的指导下，笔者综合前述四项影响因素，提出修复对象的选择策略，具体选择方法如图1所示，修复对象选择范围为四项指标的交集，也就是五角星所示区域。
3.1 破损程度评估
前文曾提及对古籍的破损情况的判断不能仅停留在表面现象，需深入探究和分析破损机理，分析什么样的损害是有潜在风险和会再进一步扩大的。台湾文学馆已经将“危害预期”的理念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以四种不同颜色区分藏品破损情况，分别为（1）绿色：完整良好；（2）蓝色：有损伤但状况稳定，无需处理；（3）黄色：有损伤须处理，但无紧迫性；（4）红色：受损状况可能扩大需马上处理[7]。四种层次的划分体现了以利用和保存为目的，将对破损程度的判断从浅显的现象上升到机理分析，值得我们借鉴。
按照上述经验，在破损程度评估时，应在原先十余种破损情形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潜在危害性划分破损程度，可分为四个等级：（1）可能恶化，立即处理；（2）影响使用需处理，但无紧迫性；（3）破损不影响利用、保存，无需处理；（4）完好。第一等级主要指霉菌或者焦脆掉渣等状况，具有转移性或者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不可逆损伤。第二等级主要指受损面积较大，对利用有影响，比如大面积的虫蛀会影响到翻阅和使用，但是可以通过环境控制阻止或放缓其损伤进度的。第三等级指古籍由于外力磨损等出现的损伤，如断口等，不会对古籍保存和使用产生影响。
3.2 载体价值评估
对古籍载体价值的评估首先要根据其珍稀性，可以通过全国公开的古籍目录排查待修复古籍的珍稀性。其次，对古籍纸张、印刷、装帧特色等都要有所认识，优先保护在纸种、印刷方法、装帧形式上有特殊性的古籍。此外也要明确哪些古籍是可以不进行修复的，例如以机械纸为载体的古籍，纸张多呈酸性，保存年限较短，有些已经出现不可逆转的纸张老化、掉渣的现象，如果其载体内容已经过其他媒体的转换，则无需纳入修复范围。
我们可根据古籍载体的稀有性和保存的迫切程度将载体价值分为三级：（1）极稀有、载体本身具有文化价值或历史价值，务必保留。（2）稀有，载体本身具有一定价值，尽量保留。（3）载体经过全文数字扫描，且纸张不利于长期保存，如载体是酸性纸，载体的保存价值不高。
3.3 利用率评估
在“为利用而修复”的理念指导下，古籍修复人员选择修复对象时，也需要考虑古籍的利用率。目前，国内的大部分古籍正在或已经大批地进行媒体的转换，包括国内外的全文影像数据库项目、再造善本等，已完成媒体转换的古籍实体的利用率很低，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藏量约150万册，但每年为读者调阅的数量仅为7000余函，近36000册，而且品种不多，重复提书数量较多[8]。这种调阅的状况在各古籍收藏单位也颇为普遍。对于阅览率较低的古籍，如果破损较轻，又不影响长期保存，应以预防性保护的手段代替修复。反之，一些无可用替代品的普通古籍、读者调阅率高，即使破损不严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也应尽早修复，以免在使用中加速老化。
故而，实际操作中将古籍利用率分为三级：（1）频繁使用；（2）偶尔使用；（3）极少使用。修复人员可以与典藏、读者服务人员配合，多重途径确立馆藏古籍的利用率，例如：查阅本单位近年来的调阅记录；查阅古籍的再版情况、网上电子资源情况等，以明确可替代载体资源的多寡。
3.4 技术风险评估
传统修复技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选择修复对象时要有一定预见性，既包括对材料的分析，如纸张性能、字迹遇水稳定性、修复材料匹配度、老化性能等，只有确定修复中不可控风险低，原真性损伤小的情况下才可实施修复。划分技术风险等级：（1）低风险，修复后能恢复书叶和装帧结构完整性，对其原真性损伤程度很低；（2）一般风险，为了保持修复后古籍的平整，修复中不可避免的需要改变古籍的装帧形式，如衬叶、金镶玉等；（3）高风险，存在没有合适材料或字迹容易漫漶的风险等，容易对原真性产生损伤。
最后，可以制作由四项因素构成的修复对象选择表，交叉对比各项指标，选取每个因素中
等级都在1、2 的古籍优先修复。
4. 总结与展望
4.1 预防与修复相结合
古籍修复是一种被迫对古籍实施人为干预的行为，不论采取何种先进的方法和技术，都会对古籍原真性有所损伤。修复的目的是使古籍长期保存下去，它并不是最优的手段，也并非是所有有破损的古籍都适用的手段。
修复人员需要树立文献保护的全局观念和“预防胜于治疗”的意识，在面对庞大的古籍藏量时，要通过具体的古籍载体的破损机理来判断其修复迫切程度的差异性。对通过其他手段也能达到保存利用目的的古籍可以不考虑修复。同时，将防止古籍的劣化、损伤纳入古籍修复的工作范畴，真正做到预防与救治相结合，既是“保健医”，又是“手术师”。
4.2 制定计划，分级处理
古籍保护仅仅依靠人员数量的增多、经费投入的加大、修复技术的提高是远远不够的。开展破损情况调查、全面了解馆藏情况是切实做好古籍修复工作的基础。牢牢抓住“保存”和“利用”相结合的主线，综合古籍修复对象选择的四项指标来确定修复的对象，对破损严重，载体价值高、利用率高的古籍优先修复；对虽然破损但载体价值不高的古籍以预防性保护为主；对载体价值高而破损严重、本单位修复条件不足的古籍应求助各地方的古籍保护中心，实施抢救性修复。科学的修复对象选择策略可以使古籍修复工作摆脱随意性、主观性，使古籍修复对象的选择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文献来源：图书馆论坛，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