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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
警惕古籍伪校点
 
        近年来我国的古籍整理成绩斐然:从1981年至今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超过八千种,占建国后新版古籍总量的80%。
  但是,随着外界环境对学术环境的干扰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学者在古籍整理中出现了功利化倾向:明明已有较好的校点本出版在前,却熟视无睹、继续重复,只是玩弄一些拆合句子或改句号为逗号的把戏,甚至干些偷梁换柱的勾当;还有一些学者校点古籍的行径更为可笑,根本不问版本源流与优劣,也不详细调查现有的研究成果,胡乱抓住一种本子匆忙点完了事。这种本子只能贻害学林。凡此种种,皆可称之为“伪校点”。
  齐鲁书社2002年9月出版的《清江三孔集》(系山东省古籍整理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首次对宋代文学家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诗文的合集做了校点,这本是造惠学林的美事,但是由于校点者本身的原因,却使这部著作充满着遗憾和缺陷,成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伪校点”。
  众所周知,所谓“校点”,“校勘、标点”之谓也。由于《全宋文》、《全宋诗》出版在先,标点三孔的诗文并非什么困难之事(孔平仲之文因《全宋文》未出齐的缘故需要略费心思),这样,真正能体现出《清江三孔集》校点本学术价值的应是校勘部分,仅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提示,目前所存的《清江三孔集》明清善本就有十几种之多。稍作调查即可发现,最早的本子是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明抄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存二十二卷),最全的本子是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清抄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我想校点《清江三孔集》是不应该绕开这两种本子的。
  而齐鲁书社版《清江三孔集》的校点者对版本源流一概不谈,仅仅使用了四库全书本,却声言这是“今存的三孔诗文集的最善本”,校点者的蒙眼呓语令人吃惊,因为四库本只有30卷,少了孔平仲10卷文章,并非足本,并且错讹缺漏甚多,“最善”二字可以免谈。那么是校点者无知和外行吗?也不是,据说校点者曾出版过《训诂学纲要》一类的著作,基本的治学方法和工夫应该具备,只要翻一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或者看一看祝尚书先生的《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李春梅的《清江孔氏著述考》(《宋代文化研究》第十辑,线装书局2001年版),甚至上网查一查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检索目录,这类遗憾本可以轻易避免。
  退一步说,即使校点者承认自己是野人献曝、夏虫语冰,是否就可以免去学术道德上的指责呢?笔者以为也不能,因为校点者留下的破绽太多,难以自圆其谎。比如校点者在前言中说他不仅用了四库全书作底本,还参校了民国豫章丛书本《朝散集》、《宗伯集》,这也是欺天下无人的虚妄之言,如果他真的肯这么稍费心力,就会发现豫章本的《朝散集》比四库本多了四卷孔平仲之文,那么他整理的《清江三孔集》至少应该是三十四卷才对。即使校点者狡辩说是为了和四库本看齐而生生截掉了四卷,我们一样可以轻易发现他的作伪之处,如《清江三孔集》卷二,四库本比豫章本少了“唐太宗论”“唐明皇论”“唐文宗论”三篇文章,校点者于此并未补足;再如卷三十孔平仲《寄孙学士启》一文,校点者于“猿狖之与伍”,一句后沿袭四库本之注云:“此处后有脱文”,其实豫章本补出了脱文:“蛇虺之与居,虽文史之前陈,而明识之内竭。每有鄙泥……”。校点者如果真的参校了豫章本,就绝不会放过如此明显的差异。事实的真相是校点者根本没有看过豫章丛书本的《清江三孔集》,只是抄袭了《全宋诗》现成的校勘成果,因此在三孔诗歌的校勘中尚可装模作样,一涉及到文就露出了马脚。
  另外,齐鲁书社版《清江三孔集》校点者对三孔生平的介绍也存在不少错误,如三孔系江西临江军新淦县(今峡江县)人,校点者沿袭《宋史》之误认为是江西新喻人,孔文仲生卒年当为公元1033—1088年,校点者沿袭《全宋诗》之误认为是1038—1088年;孔武仲生卒年是1042—1098年,《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宋史》、孔氏兄弟文集中都有不少证明材料,孔武仲《渡江集序》可推知其生于庆历二年(1042),孔平仲《祭三兄侍郎》(卷三十七)则明载孔武仲卒于元符元年(1098),这更是两个最直接和有力的证据,而校点者却闭着眼睛说孔武仲生卒年不详!
  孔平仲生卒年虽然史无明载,但孔平仲《德化县尉何公墓志铭》(卷三十八)云:“余始年八九岁时,先君为洪州新建令”,隆庆《临江府志》卷一二称平仲父延之“宰新建,与周茂叔为僚友”,而周敦颐曾两次任职洪州:一在康定元年至庆历四年(1040—1044),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孔延之庆历四年尚在钦州军事推官任上,并帮助杜杞平定了区希范的叛乱,显然宰新建不在此时;一在至和元年至嘉祐元年(1054—1056),任洪州南昌县令,因此可断知孔延之任新建令的时间不会超过嘉祐元年,又孔平仲《祭周茂叔文》(卷三十七)言“童蒙之岁,随宦于洪,论父之执,贤莫如公……二十年间,再觌(原为“者”,据国家图书馆明抄本改)长者……如何今归,乃吊公子”,周敦颐卒于熙宁六年(1073),前推二十年,恰是至和元年(1054),这应该是孔延之任新建令的时间,按此时平仲八、九岁计,其生年为庆历六年或七年(1046或1047)。另孔平仲的《史馆陈公诗序》(卷三十五)作于崇宁元年(1102)五月望日,《宋会要辑稿》第九十九册亦载崇宁元年八月,孔平仲管勾衮州太极观,《宋史》载“党论再起,罢,主管兖州景灵宫,卒。”崇宁元年后,现存史料没有发现孔平仲活动之迹,因此其卒年可暂定为崇宁二年(1103)。如果校点者点的是足本,结合其他材料,不难推断出孔平仲生卒的大致时期,不至于仍以“不详”二字搪塞。
  校点者学术上的懒惰和不诚实使《清江三孔集》成了“断臂”——可惜不是维纳斯,既浪费了国家的资助,也欺骗了读者,学术界本应是社会良心的形象大使,可惜总有人让它含耻蒙羞。也许有人以为笔者批评过苛,缺乏宽厚仁和之心,但目前学术界作伪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伪注、伪校点、伪观点等此伏彼起,不下猛药,焉治顽疾?
  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古籍史料被电子文本版,使这种作伪愈来愈容易。举例来说,四库全书现在已经出现电子版,并且可以下载,如果只是就四库全书中的书籍去做标点,而不做版本校勘研究的话,一部书大约几天即可点成。面对如此局面,古籍整理是否需要重新规范自己,在质量上狠下功夫呢?如建立专家审察制度,并在每部著作后列上审察专家名单,如果出版著作被证实属于假冒伪劣产品,除对作者本人有相应惩罚外,专家也应负担一定责任。
  学术界的打假绝不可心慈手软。(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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