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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

古籍善本的收藏及今日市场

来自:古籍  2015年04月19日 
 
     今天,我从市场的角度,谈谈古籍善本的收藏。谈到市场,就要说说书源,即得书的渠道。古往今来,得书有这么几个渠道:
 
      一、古籍书店。1951年国家开始公私合营,各地的古籍书店大量合并。按照相关规定,每个城市基本上保留一家,比如北京的中国书店、上海的博古斋、天津的古籍书店。北京260多家旧书店合并成一家,书源变得很集中。买古书大部分来自于古籍书店,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购书的一个主渠道。
 
      二、从私家收购。中国历代公藏和私藏并存。公家有公储,但是中国以私家藏书为主,私家藏书反而是社会的主体。历代藏书的变迁,让很多书有了不同的转换,像天一阁这样460多年一直延续下来的毕竟只有这一家。大多数藏书家都是经过几代或者一代就转换了。一旦转换出来,市场就可以购买。藏书家往往是以来自于前代藏书家的旧藏为主体,这就是藏书递传。但是,这一渠道到现在比较难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提倡公藏。私人手中大部分的书或捐或卖,都流入了各大公共图书馆。今天这些图书馆里主体的古籍善本部分,大部分来源于某几家。今日市场上还有一些书源,是来自于“文革”的退赔。1974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一些抄家来的古书开始退回给本人。由于被抄家者在那个时代成分都比较高,房产大部分被没收了,这些书没有地方放。这一些流传到今天,比如大家看到的盖着上海图书馆退还章的书,大部分属于这一类。这是一个私家买书的渠道,现在这些书大部分上了拍卖会。
 
      三、网络交易。网络交易涉及到诚信问题。古籍善本价格很高,在网络交易上不是主体。虽然有网络交易,比如像孔夫子网,大部分的交易是普通古籍,善本比较少。
 
      四、拍卖市场。拍卖市场是今天的主体。古书的拍卖从1993年开始,是中国书店举办的。不过,那一场从严格意义上讲还谈不上拍卖。因为相关的法律没有健全起来,没有拍卖师资格,也没有成立拍卖行。严格意义上讲,第一场拍卖会是中国嘉德公司举办的。
 
      嘉德公司成立于1993年,1994年秋举行了第一场拍卖,其中有古籍专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去看了预展。当时它不被认可,因为它的价格大概是市场平均价的10倍,太离谱了。大概两三年后,大家就适应了这个市场。所有的卖家都希望把自己藏书利益最大化,那么竞买是一个好的方式,私下卖最担心卖便宜了,所以要上拍。买家资讯因为没有办法发达到能够找到任何一个卖家,而拍卖公司能够把这些不同的卖家找到一起,由买家来自由选择,逐渐地,拍卖会成了主渠道。
 

宋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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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宋咸淳元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刻元明递修本 二册
 
      讲到宋版就涉及到藏书观,宋版书是藏书家最看中的,包括现在的各个公共图书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版刻印刷,发明时间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书籍刻本的祖本基本上都是宋刻本。
 
      大家知道,中国语言是以元音发音为主的一个语系,同音不同义的字必然很多;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系统,几笔之差可能意思就完全不同。所以,中国的古书随着不断翻刻,不断产生错误,这跟西方书不同。中国古籍版本校勘学很发达也是这个原因。举个例子,我写篇文章,然后请大家传抄,20人之后把最后一个人抄写的跟我的原本比对。越跟我接近的本子,它的错误越少;越远的错误越多。它是累加式的、递进式的。想校勘后来本子的错误,就只有得到最早的本子。
 
     宋版书因为是刻本的祖本,所以受到了历代藏书家的重视。中国最早开始重视宋版书,是从明末开始的,从钱谦益、钱曾一路下来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到今天为止成为了藏书的主流观念,各大图书馆基本上是以自己馆藏多少宋本书来表明收藏水准的高低,它是一个衡量标准。
 
      时至今日,能见到的宋版书,尤其是好的宋本书,凤毛麟角。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残本,今天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这部书的宋本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上海图书馆有全本,国内其他各家馆藏的都是残本。再看看这部书的卷数,如果跟各大图书馆藏的不重复,意义就更大了。这两本残本的底价是30万元,最后成交价是40万元。40万元再加12%的佣金,是买主实际要支付的费用。
 
《吕大著增注点校三刘东汉详节三十卷》宋刻本配元刻本 九册
《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卷 二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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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大著增注点校三刘东汉详节》:拍卖图录注明是宋刻本,但有争议。日本把它著录为宋刻巾箱本,国内的《善本总目》把它著录为元刻本。这个元刻本只有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残本。这部书从版刻角度上讲很一般,但它是孤本。孤本就是唯一存世的。国内著录的唯一一部书称为海内孤本,世界范围内没著录者称为海内外孤本。这个虽然有著录,但是国家图书馆藏这部书的1-6卷,而全书是30卷。拍品是该书的后面部分9-30卷。经过比勘,它与国家图书馆藏的是同一部书,二者加起来大概还缺一册,这书就全了。虽然是残本,但是孤本,所以价值还是很大。
 
     此书原归嘉业堂庋藏。嘉业堂是民国年间中国第一大藏书家刘承干的堂号,现在在浙江南浔,成为浙江图书馆的一个分馆。他的善本部分流传下来的大部分归了台湾中央图书馆。他当年出了一个《嘉业堂善本书影》,把嘉业堂最好的本子出了一个图录,该书图录上有。
 
      从这儿引出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名家旧藏,像嘉业堂这样著名藏书楼的旧藏之物就可称为名家旧藏。中国历代藏书讲究流传有序,这种递传的前提就是曾经经过名家收藏,名家到名家累叠起来称之为名家递藏,到今天为止无论公藏还是私藏依然还很在意这类旧藏。个中原因,不仅只是一个名目而已,最重要的是通过收藏他的书,能完整地研究他的藏书思路和藏书思想。这部书以65万成交,不包含佣金。
 
    《古今韵会举要》:按著录来说是元刻明修本。这就产生一个递修本的概念。中国古书98%以上都是木刻版,一般是用梨木或者枣木刻一套板子。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期时间很短,中国只在明万历年间的几十年,市场商品的交换与流通较为发达,余外的历史长河里这方面都不很发达。所以,中国的刻书,除了坊刻书之外,私人刻书绝大多数是家刻本,就是放在家里面的这套板子不断地刷印。板子放在家里也许刷印了很多年。古人还有买卖书板的情况,尤其在明代,这种书板买卖很频繁。别人刻一套板子,买来之后改成自己家的堂号再接着印。所以,中国古籍著录上有很多不同的堂号刻版。把这些书放在一起比,会发现完全是一套板子,除了堂号不同,其他的东西都一样。
 
     递修本还有一个情况,是宋、元、明历代之间书板的递传,通过买卖或者转让以及战争的掠夺等传递。古人藏书不是很看重递修本,比如说宋刻元明递修本,到明修,它只能是明印。最初开始注重递修本的是民国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他为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广泛收集国内史部藏书的不同版本。他最初的想法是用最好的版本出版一部《二十四史》,但是通过收集,发现很难找到每一种书的祖本。他就通过不同的比配,比如没有宋本就用一个元本配,元本再不够了,就用明抄本配,找到每一部书的最早的本子。在这过程中,他还发觉,递修本每一部几乎都不同。因为当古人得到一套书板来印刷,印刷的过程中发现其中几块板印烂了,就随便再找一个不同的本子补刻在里面接着印刷,因为它不能缺页。寻找到的本子,涉及到个人学识问题、财力问题,不能保证找到的都是最好的本子。如果不是,这个递修本就差。张元济突然意识到,递修本是值得研究的,不能一概否定。他为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结果写出来了《校史随笔》这本书。这部书是一个标志,它代表一种学术观念,从此否定了前人认为递修本是没有价值的痼习,之后递修本才被藏书界看重。今天在全国善本书目或者珍贵古籍名录著录中,递修本是作为善本或者珍贵古籍来著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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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律异相》北宋崇宁二年福州等觉寺刻万寿大藏本经折装 一册
 
      这部书是万历年间许国城得到书板,自己加了一篇序言后重新刷印的。这部一共6册30卷的全本,仅以8万元的底价成交。这源于对递修本认识的不同。
 
   《崇宁藏》是一件佛经。佛经历代都有单刻本,从唐代开始,人们把各种佛教总集称之为“一切经”或者“大藏经”,它是一个专门名词。大藏经和单刻经不同,区分的方式很简单:所有的大藏经都有千字文编号。此书的书影从右数第4行,在最下面的单独一个字就是千字文编号。单刻经一般不带。但是这句话是不可逆的:不是说凡带有千字文编号的佛经都是大藏经零本。
 
      大藏经从宋代开始刊刻,一直到民国年间还有刊刻者。按照童玮先生的说法,自古至今有22部大藏经。因为统计方式不一样,有的时候,比如武林藏是否存在还有争议,总而言之,有20多部大藏经。每部大藏经的量都很大,一般要有六七千卷以上。历代藏书家对佛经不重视,包括大藏经这种完整的经以前也不受重视。因为中国从唐代开始,包括韩愈、柳宗元等大家拒佛,认为佛教的教理对传统的儒家观念是一种冲击,历代正统的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都不著录佛经。真正对于佛经的研究是近百年的事情,主要是从日本的一些学者开始,加上欧美的汉学家也研究,大藏经才受到了重视。比如说近年对于元官藏的新的发现,成了文献界的大事件。但是国内的研究大约只有20多年。
 
      近年出现在国内市场上的佛经零种,尤其是早期的,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因为日本近几百年来没有受到大的侵略,还有就是他们一直遵奉汉文化,自唐宋以来,引进了中国很多书籍包括佛经。有些书在中国失传了,在日本仍有流传。另外,“二战”结束以后,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宗教财产不在清算之列,因而日本有很多东西在寺庙里保存得比较好,这些佛经零本都是从寺庙中慢慢散失出来的。
 
      这件《崇宁藏》是经折装。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大藏经比如“开宝藏”都是卷轴装的形式。除甲骨兽片外,中国早期的古书是书写在竹简上的,用皮绳串起来。古人讲“韦编三绝”,指的就是多次翻阅古书令连接竹简的皮绳都翻断了。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纸,仍然是将纸张一页页地首尾相接,像竹简一卷卷地卷起来。中国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和后来翻刻的“高丽藏”、“契丹藏”等都是卷轴装。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卷轴装改为经折装的大藏经就是这个崇宁藏。它在中国古籍装帧史上是有着标志性的一件拍品。最初的一板一般是36行,每一板一般是折成六个半页。这是它的特点。跟它相同的这种经折装方式只有《毗卢藏》,剩下的几个比如《圆觉藏》都改了,改成了每板30行每行五个半折页,所以它还是很特殊的大板。
 
      这部经上还有很多斑点。这些斑点是被虫蛀以后的修复。这种虫蛀是来自于日本藏经的一个标志,因为日本相对来说气候比较潮湿。中国留下的经文几乎没有被虫蛀。它的右上角有一个圆的印章,是日本很有名的藏经寺――三胜寺的一个藏章。它以9万元起拍,20万元成交。
 
     开元寺本的《毗卢藏》相对来说更重要。因为它前面有一个题记下的落款,从右数小字起第3行,说明了大藏经印版第五百余函,“时崇宁二年二月某日谨题”,有确切的年款――崇宁二年。中国古书流传到今天,宋本有北宋确切纪年的书很少,就是佛经之外的宋版书中也没有几部。日本学者认为,我们今天著录的北宋本书实际大多都是南宋本。告诉大家,带有北宋年款的书,今天能够见到的,基本上就是佛经,而以崇宁藏为主。但是崇宁藏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国内国外,没有任何一个馆存有全本,都是零本。这一件拍到了17万。
 

稿抄校本

 
     稿抄校本是稿本、校本、抄本的简称,有人统称为写本。这个称呼有些问题,因为古书在诞生之时,没有刻本的时候都是写的,如果叫写本都涵盖了。后来为了区分,把宋本之前的东西称之为写本。宋本之后就是有了刻本之后,写本分成三类,就是抄本、稿本和校本。
 
     这场拍卖会比较重要的稿抄校本大部分来自于潘重规。潘重规是当代著名学者,前年去世。他是黄侃的学生和女婿,国学大家,后来去了台湾,晚年又研究敦煌又研究《红楼梦》,都有建树。这批书共70多部,去世之后被嘉德拿到。
 
      明嘉靖年间刻的《金薤琳琅》,流传不多,现在只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文物局藏有该版,比较稀见,更难得的是上面的题记。批字最重要的是叶树廉。叶家是一个比较大的藏书世家,宋代开始叶梦得是宋代有详录的最早的藏书家了,叶树廉是他的后人,在清初也是名气极大的藏书家。清代孙从添的《藏书纪要》说“余见叶树廉藏本校对精研,钱遵王虽装帧豪华不及其也”。钱遵王是藏书大家,钱谦益的族孙,钱谦益把自己的旧藏全部转赠给了他,再加上他自己的藏书,在清代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即使如此,孙从添认为叶树廉比他高,讲校勘精整还是叶树廉。叶树廉去世之后,他的书大部分都归了孙从添。有这样一个递传,他才对叶树廉有较深的认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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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薤琳琅二十卷》,明都穆撰 明嘉靖间刻本 叶树廉、叶德辉跋 六册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六著录
 
      叶树廉的批校本流传下来很少。这里面还有叶德辉,他是叶树廉的后人,在民国年间也算一流的藏书家。这本书从内容上讲也很重要,是金石目录类里的一部名著。嘉靖本也是这部书的第一个刻本。上面有很多钤章,属于从大家到大家的递传之物。6册书从8万元起拍卖到了22万。
 
    《默斋遗稿》:清初赵氏小山堂抄本。这个抄本的重要性在哪里?这部书书口写着“小山堂抄本”,这是清初赵氏小山堂,而非清晚期的小山堂。小山堂是康乾期间杭州赵昱、赵信兄弟俩共同的藏书室号,这两人被称为杭州“二林”,是清代著名的研究《水经注》的专家赵一清的儿子。全祖望写的《小山堂藏书记》,曾谈到“即日浙中藏书之富,仅以仁和谷林为最”。谷林就是赵昱的字。
 
     小山堂的书是有递传的,和祁氏澹生堂是亲戚。赵昱的母亲朱夫人是祁彪佳的外孙女,所以小山堂藏有很多澹生堂的书。
 
     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在全国征书。浙江巡抚找小山堂的旧藏就找不到。他在乾隆三十八年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说:“查向氏珍爱阁,赵氏小山堂等,后嗣式微,不能保守……至小山堂近在省城,当委杭州知府彭永年督同县学各官,亲向赵氏小孙细问原委,实因家业日替,旧藏书籍或已售卖,或已遗失,容俟加紧寻觅。”乾隆年离现在又有300多年历史了,这种东西能出来,可知它的重要性。它以8万元的底价成交,说明稿抄校本在今天的藏书市场仍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大家一是觉得难懂,第二是难认。
 
    《云根山馆诗集》是清代左庸的稿本。他没有什么名气,是袁枚的男弟子。袁枚却是乾隆时候很有名的才子,有一个很有名的掌故,他招收了很多女弟子,有人说有33个。这在那个时代是很破俗的一件事。但袁枚女弟子手迹留下来的极少,这部书就保留了很多这些女弟子的手迹。
 
      袁枚给左庸写了一个序言,还找到姚鼐写了一个题诗。最重要的是诗后面附着一大堆的名人题跋,其中袁枚的女弟子大约有18位,鲍之兰、鲍之蕙、汪玉轸、王倩等每人给他和了一首诗,这肯定是袁枚命令的。这本书就是文学史上这一段有趣的佳话的实证。袁枚女弟子的手迹,集中在一本书里面,至今是第一次见。一册薄薄的小册子以20万元成交,我认为很有价值。
 
      藏书过去有两类玩法:一类看重它的学术价值,一类重它的趣味性。今天又多了一类,就是从书史角度上来研究藏书,这是古人不重视的。任何一本书都有两种属性,一是物理属性。流传至今的书籍大部分是纸质的,当然还有其他材质,不管是木的还是竹简,这是它的形式。书籍的第二属性是知识和思想,是用文字形式来体现的。对于形式的研究很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文字是附着在书上的,如果连书本身的物理载体达不到它应有的年限,那么它上面的附着物就不可能超越它。从近代开始,对书的形式研究越来越重要。
 
      校本《郑学》是清代有名的学者孔广林作的。孔广林是当时的大藏书家、大学问家孔广森的弟弟,都是孔子的嫡传后裔。这是他当初的一个校稿,孙星衍拿到之后进行了重新的校勘准备出版,但是这个本子最终没有刻出来。这就引出了未刊稿这个话题了:一个稿本的价值怎么来衡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否刊刻,如果刊刻以后是否又进行了变化和修订。未刊稿是稿本中间最有价值的,因为它表明了作者的思想结晶但未被广而流传,并且进行了修润整理,并非学术观念的初创。当然,首先要注重名人的名著这样一个前提,如果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人,是不是孤本、刊刻与否都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件共8册原稿以20万元成交。
 
     《契丹国志》:清影元抄本,从内容上讲比较重要。辽史比较混乱,到现在也没有太理清头绪,说法不同。《契丹国志》一般说是南宋叶隆礼撰,也有不同的说法。余嘉锡认为是假托的,他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里专门谈这本书的作者问题,但肯定了“纵属伪作亦出自元人之手”。研究辽史比较困难,因为辽史是最草草而成的,除了《辽史》之外就是《契丹国志》。它即使是伪作,也是元代人做的,比较接近那个阶段,故称之为很重要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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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清影元抄本 汪士钟批校 唐翰题、章钰题记 一函六册
 
      此书上面的朱笔是晚清名家章钰题的详细跋语。意思是说这个书很重要,是没有经过改的抄本。对抄本研究比较深的,当代属上图的陈先行先生。这个抄本的难弄之处在于必须对它的内容有较深的把握,才能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它相对于刻本断代等要难得多。
 
      古书必须要深入研究,才能知道它的好处,古书的抄本更是这样,只有它才最接近于原貌。历史上,抄本曾经很贵,但在今天价位没有上去,原因就是今人喜欢简单直观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像这部6册抄本,5.5万元起拍,才拍到8.2万,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旁边墨笔写的几个字,是唐翰题写的。他谈到这里面的校字出自汪士钟之手。汪士钟是清中晚期苏州的第一大藏书家,像黄丕烈百宋一廛的藏书基本都归了汪士钟。他是当时的大财主,他家是苏州最大的布商,还有自己家的码头。汪士钟毕竟不是学问家,所以他的藏书中有他亲笔校过的书就很少。可能我孤陋寡闻,这是我知道的第一部汪士钟校过的书,我觉得这是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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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私淑录三卷》清戴震撰 清抄本 民国胡适跋 一册
 
     总而言之,买一部书,它的特殊性或者它的唯一性是确定书价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也就是说物以罕为贵,这在藏书上面也是普遍存在的。当你确定买某部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部书的独特之处。通过独特之处来决定你花多大价钱来买某部书,敢于把价格定到什么价位进行竞价。
 
     抄本《孟子私淑录》的着眼点有两个:第一是右边的题记,是胡适的手笔,写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一日。题记中有“戴东原先生的《孟子字义疏证》写完之前,有两个稿本,一名《绪言》,一名《孟子私淑录》”。胡适说的《绪言》早有刻本了,《孟子私淑录》就是这个抄本。为什么以抄本流传?因为这个书发现得很晚,是国学大家钱穆在抗战年间发现的,是照旷阁的抄本,然后大家才认识到还有这么一部书。
 
      此书涉及到学术史的问题。戴震是一流的大家,因为清代主要以汉学派作为主流,其他学派被打压和不受重视,汉学派两大学派之一皖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戴震。主流的藏书观点就是要关注著名学者的著名著作,如果这个著名著作是未见流传著录,当然就更为稀见。这个抄本虽然下真迹一等,也是很难得的。《孟子私淑录》是很有争论的一部书,对研究戴震晚年思想的变化有很重要的价值。按戴震的说法,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平生著作最重的即是该书。但是由于学术观点的争论,即使汉学派中的皖学派也很少谈这部书,认为戴震学问并不在此。该书从研究方向和思想内容而言,已经背离了古文汉学派的观念了,有点类似于谈义理,通过义理来重新审视人生价值观的哲学,而不是学术的问题了。因此这个抄本价值很大,一册书以5万元成交。
 
     《大般若波罗多密经》是佛经,出自敦煌藏经洞。发现敦煌藏经洞以后卖出来了大量的东西,虽然到1908年我们收归大部分,但其中的珍品被弄到英法去了。敦煌藏经洞所藏之物的价值自被世人发现后就争论不休,历史上的两派到现在还在争论,就是藏经洞究竟是珍宝馆还是垃圾堆。一派认为是当初没地方堆,放下的垃圾偶尔被封上了洞,流传到今天成了珍宝了。但是该洞确实流传下来了很多稀见的文献,尤其是它流传下来的一些很特殊的文字的东西。稀见文字的写经大部分被带出了国门,国内流传的藏经洞所出经卷大部分是汉文经文类的佛经。藏经洞的发现堪称20世纪初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然而这段辉煌的历史大发现却成了中国人的一段耻辱记忆。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国内收藏家对自己民族传统的标志性藏品青睐有加,所以唐人写经在拍场上持续涨价。唐人写经10年前有一个行内不成文的规矩,平均1米1万元,现在上涨到1米大概3-5万元。这还不包括特殊品种,比如唐代之前的两晋南北朝到隋代的写经,价值要比这个平均值高10倍甚至上百倍。比如像玄奘的唐永徽三年带款的,一般情况下在120-200万之间。带款和不带款对于一部书很重要,对于佛经也是如此。这一件从15万起拍,拍到32万,它是7.6米长,大家可以折算一下1米多少钱。 

活字本

      活字本是中国毕升发明的,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中国古书从宋流传到今天,活字本占古书比例的1%-2%。这个比例低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为什么我们是活字本的发明故乡,但是我们的活字本流传如此之少?根据不同的观点来说,是因为中国文字的原因。中国是表意文字,有大量的不同的字。《康熙字典》有48000个,《中华大字典》有5万多个。要备大量的字才能够印书,就很麻烦。
 
      活字本利于大批量地印书。可是因为中国古代的书业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商业化,绝大多数是刻在家里头慢慢地印,所以使得中国的书变得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很复杂。古人没有版权意识,刻了一套板子放在家里,过了两年突然发现自己的学术观点又有所修订,就把其中的某几块书板撤掉,重新刻几块新的继续刷印,接着对外卖,不做任何的改版说明。
 
     我提醒大家:当某一部书没有一页一页对下来,不能草率地下断语说自己有了这本书。这是古书很特殊的原因。但活字本不会,活字印书不是将整套书的版页全部排版完后印刷,而是排几版印几版,印完后拆版再排下几页,循环重复来使用这些活字字钉,所以活字本没有递修的概念,活字本也没有再刷的概念。
 
      一部书稿作者是在家里长期修订,可能在一生中多次修订完善,如果家中备一套活字来刷印自己的著作,做这套活字要很大的成本,每次做新的校改修订都需要重新排印书版,费时费力,远不如抽换几块木刻板便捷。所以在中国古书中,活字版流传得极少。我们今天见到的活字绝大多数是乾隆之后,即使这样,活字本依然很少。在以前,这方面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因为对活字本的研究是从形式角度来讲求的,而历史上正统的藏书观最为看重的是书的内容,收藏书籍最为看重的是该书有否特殊的校勘价值。第一个系统收藏研究活字本的大藏书家是周叔?先生。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用了10年时间,收集了将近400本活字本,后来捐给了天津图书馆。
 
     系统地研究活字本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韩国一直在和我们争活字本发明权问题。他们认为今天谈的毕升的活字本,只有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那么几百个字的记载。按照西方的观念来说,孤证不能称之为证据,我们现在找不到其他的佐证。到现在为止,流传最早的活字是明弘治三年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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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存卷八十、八十一》明弘治三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本 一册
     
   《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存两卷。它是中国活字本流传最早的本子,明弘治三年(1490),由弘治年间的一个大财主华燧印的。这个印本很有名气,印得模模糊糊的,深浅不一。这恰恰是活字本的标志之一。它不能像木刻版那样把字面修得十分平整,印面不平致使印出的字深浅不一。当初这部书出了50部,流传确实少。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活字本的实物。韩国流传的活字本比弘治三年要早,争论开来我们底气差一些。这恰恰给藏书家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从历史上发掘出前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通过它来印证学术史。这是藏书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它不但是我国流传最早的活字本,还是流传最早的铜活字本。虽然这个铜活字本是有争论的,认为中国那个时候铸铜的技术还不行,比如青铜实际上里面含锡、铅比较多,认为应该是锡铅合金,因为没有实物也不能论证。这一件很重要,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只有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全的,其他馆都是残本。比如上图有藏21卷是残本,各家存的残本卷数中都没有这两卷,就是卷80和卷81。它就变得很有价值。虽谈不上孤本,但它已经很稀见了,又是印刷史上的标志性的,应该是藏书史上的名物。一个残本,最后以10万元成交。
    《颜鲁公文集》是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集子,他被封为鲁国公,故后世称其为颜鲁公。这本书是他的文集中流传至今编辑最早的一部,虽然宋代就有人编他的文集,但是宋版的该书失传了。这个铜活字本现在为止也就流传两部,很稀见的,北大一部,国家图书馆一部,这是今天已知的是第三部。又因为它是全的名人的集子,更显珍贵。它是安国印的。嘉靖年间,安国是当时的首富,又叫安百万,日进千金用斗量。因为铜在古代又有钱的意思,铜和钱古人基本是等值的,所以有很多铜能够用来铸铜活字印书,那属于今天很有钱的人了。这部书80万元起拍,240万落槌,再加上手续费要280万左右。通过这个例子,大家知道了铜活字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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