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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
书聚书散 古籍收藏众生相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古籍收藏家韦力如此形容自己的书缘。的确,对于传承有序的古籍善本来说,任何一位收藏家不管是题记、点批、印章,只不过在最脆弱的纸张之上,留下了曾经拥有的痕迹。人与文物、古籍,谁能拥有谁呢?但对于有收藏癖好的人来说,“藏书不可不贪”,于是,书肆淘书,冷摊遇书,各地访书,拍场竞书。最雅的书香,最俗的铜臭,内心的占有欲望,得失的情绪转换,都在一册一函的线装书中流转。韦力这两本装帧精美、雅致的书,揭开了古籍收藏的神秘面纱,围着古籍团团转的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可谓收藏古籍众生相。
得书 以文章记录善本变迁
    拍卖场上动辄竞价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古籍,仿佛是一面来自历史的镜子,映照出当下的世态阴晴,以及各路藏家的人性曲线。藏书,在得失之间。其实,人生亦是如此。韦力三十年来,大江南北寻访古籍,堪称圈子中低调神秘的大家。但一次意外的事故,改变了他的命运。2014年,在河南安阳寻访藏书古迹途中,他被突然倒下的石碑砸中,危及性命,辗转回到北京,截了左肢。经历生死之变,韦力不再沉默,以获救之舌,饱蘸雅致、风趣之笔墨,娓娓道出古籍收藏圈子不为人知的秘密。
    韦力的《得书记》记录购藏佛经的缘起和经过。佛家有云: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但在古籍拍卖会上,不可能如此云淡风轻。韦力也说,在财力允许的情形下,多多益善,志在必得。当面对流传了上千年的唐代佛经时,不论谁拥有,也会产生一种幻觉,当下即永恒。可是,任何藏家,都是一个时代在古物上的缩影。曾经拥有,必然失去。以文章记录善本的变迁,收藏的逸闻趣事,也就具有了生命力,在岁月长河流传下去。
    古籍收藏,高手如群峰并峙,演绎成层峦叠嶂的奇崛风景。在韦力的文章中可以得知:杨成凯先生的词集、孟宪钧先生的碑帖、林章松先生的印谱、王扬先生的佛经、刘扬先生的西文汉学、姜德明先生的新文学、陆昕先生的说部丛书、谢其章先生的老杂志、吴兴文先生的藏书票、方继孝先生的手札、励双杰先生的家谱等等,都可谓独步天下的专题收藏。而韦力以收藏什么闻名呢?凭个人之力,他收藏古籍逾7万册,四部齐备。“唐、五代、宋、辽、金之亦有可称道者,明版已逾八百部,批校本、抄校稿、活字本各有数架。”《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这样写道。韦力的藏书楼,600平方米,命名为“芷兰斋”,他戏言,谐音“烂纸”也。
失书 书的命运映照人的命运
    在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韦力迷恋古籍的贪痴嗔,也可以看到他的洒脱和幽默。爱书的小气与豪气,访书的艰辛与喜悦,拍书的勾心斗角和坦荡果断,全部跃然纸上。正因为有这些饱满的情绪变化,收藏古籍的传奇经历,让我们省察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梁漱溟说,人类面临三种关系。人与物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内心的关系。韦力和古籍之间的得失,生动诠释了一位藏书家是如何处理这三种关系的。每一卷书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每一函古籍的背后,都有人性的悲欢。与得书相比,更让人念念不忘的是失去的书,无缘的书。韦力一方面告诫自己:“天下的好书不可能让自己收完,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你还能把黄河喝干吗?”另一方面,“我只要还有这个能力,我一定想办法再次拥有它们,让那‘曾经我眼即我有’的达观见鬼去吧,我要‘冲冠一怒为红颜’”。
    收藏是一种癖好,或者说是一种高雅的病态。韦力在“顾千里批《战国策》”文中说,“自己对天下最好的书更感兴趣,您若能把大仓的那批书卖给我,让我去吃垃圾我都愿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书痴,善本之上,亦承载了无数藏家的悲欢离合和逸闻趣事。脆弱绵软的古籍,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书聚,书散,都有定数和变数,这是书的命运。书里,书外,寄托着藏书家的情怀和才智。人不在了,书还在。这是人的命运。
韦力和他的“芷兰斋”,经手和过眼的古籍,以及他笔下书与人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横切面。那些非到我们手里不可的书,那些冥冥之中失去的书,都实实在在映照出人性的曲线。结结实实地拥有,敌得过世事无常,人生的虚妄。一段段藏书的故事,化为书籍之上的朱红色的印章,即使沉重的肉身消失了,名字还在,别想摆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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