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文刚《孟浩然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孟浩然的生平事迹及部分作品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系年，有助于人们对孟浩然其人其作的具体把握与理解。但是，《年谱》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因此，本节特就其中之具有代表性者，略作考辨与订正。
一、张子容进士及第的时间。
张子容是孟浩然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交游之一。《年谱》于景云二年内以“按”的形式写道：“考张子容为先天二年进士，先天元年应为其准备应举和赴举时间……”又于先天元年内云：“冬，送张子容应进士举，有诗。”并有“按”云：“唐进士于次年春应试，头年冬集于京师。张子容为先天二年进士，又据《旧唐书·地理志》，襄阳距长安一千一百馀里，张子容赴举应在本年冬，浩然送别亦应在冬天。《登科记考》卷五认为本诗（指孟浩然《送张子容赴举》诗——引者注）作于开元元年，显然失考。”又于开元元年系张子容进士及第于是年，并说：“《唐诗纪事》载张子容为进士时间（在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改元——引者注）无误。《唐才子传》及《登科记考》言张子容为常无名榜进士亦不误，唯登第时间误早一年。”
按：《年谱》在上述三年（景云二年、先天元年，开元元年）内所涉及张子容进士及第事，乃均不的。首先，徐松《登科记考》卷五考订孟浩然《送张子容赴举》诗在景云三年亦即先天元年（是年八月改元），而不是如《年谱》所言为开元元年（此误应为《年谱》作者误读《登科记考》所致）。其次，辛文房《唐才子传》与《登科记考》之“唯登第时间误早一年”者，并晨事实。其三，《登科记考》卷五据常衮《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一文，考订常无名与张子容登第时间均为先天元年，乃属正确，《年谱》认为“常元名拔萃登科之年即进士擢第之年，故常无名为先天二年（开元元年）进士无疑”的说法，则为错误。对此，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张子容》系张子容进士及第在先天元年的事实，又可佐证。所以，张子容进士及第时间之正确者，乃为先天元年，而孟浩然《送张子容赴举》诗的作年，则乃在景云二年。
又，《年谱》认为张子容赴举在先天无年冬天的说法，亦误。考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云：“举场每岁开于二月。每秋七月，士子从府州觅解纷纷，故其时有‘槐花黄，举子忙’之谚。”[1]又徐松《登科记考凡例》云：“其应举者，乡贡进士例于十月二十五日集户部，生徒亦以十月送尚书省，正月乃就礼部试。” [2]综此二者，知作为“乡贡进士”的张子容自襄阳始程赴京应试之时间，是必在当年秋天而非冬天的，否则，其即难以“于十月二十五日集户部”。《年谱》作者因不谙此，而作想当然之推测（指毫无文献证实而认为“张子容赴举应在本年冬，浩然送别亦应在冬天”），实则谬不堪言。
二、孟浩然开元九年未曾游洪州。
《年谱》在开元九年内说：“（孟浩然）游洪州，九月九日在长沙有诗寄刘大眘虚，至晚应为本年事。”并云：“游南康之赣石、落星湾，至晚也应在本年。”又说：“初到浔阳，作《晚泊浔阳望庐山》诗，应在本次游洪州、南康之时，或作于本次之前。”由是，在“系年诗”内，将《九日于龙沙作寄刘大眘虚》、《下赣石》、《晚泊浔阳望庐山》三诗，乃皆系于开元九年内。
按：《年谱》之所以认为孟浩然在开元九年内游洪州，所据为二：其一是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刘眘虚》之所载；其二为本年“系年诗”中的上述三首孟诗。实则此二者均不能作证孟浩然的洪州之游，乃在开元九年。据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知刘眘虚开元十一年进士及第，《年谱》依之乃认为刘眘虚入京赴举在开元十年，并说：“故浩然寄诗，至晚应为本年。他们成交，自然又在寄诗之前。”按孟浩然所寄之诗，即其集中的《九日龙沙和作寄刘大眘虚》：“龙沙豫章北，九日挂帆过。风俗因时见，湖山发兴多。客中谁送酒？棹里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第一句诗明确告知我们，浩然此诗乃写于豫章之北的龙沙，则孟浩然曾游洪州者，即可遽断。虽然如此，但此诗并不能证明孟浩然之游洪州乃在开元九年，这是因为，《年谱》无只字与此相涉，其“开元九年”说又何令据信？更何况，孟浩然开元九年乃在湖湘至岭北一带寻访友人袁瓘[3]，根本不曾有过洪州之行。另，《唐才子传》卷一《刘眘虚》载刘眘虚开元十一年徐征榜进士者，亦不的，原因是一则《唐才子传》卷二《刘长卿》谓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徐征榜及第”，另则《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一年、卷八开元二十一年之进士登第者，均无刘眘虚名（另可体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刘眘虚》）。如此，则《年谱》认为刘眘虚开元十年入京赴举的说法，即成为了缘木而鱼。又，除《九日龙沙作寄刘大眘虚》一诗外，被《年谱》编于开元九年内的《下赣石》、《晚泊浔阳望庐山》二诗，亦未能举出只字以为证实，纯为作者的自说自话。所以《年谱》系孟浩然开元九年之游洪州，乃纯属臆测所致，未可据信。
三、孟浩然与李白江夏相会的时间。
《年谱》在开元十三年内系“李白出蜀，游洞庭襄汉”，并认为“浩然与李白成交当在本年”。于开元十四年内则云：“三月，浩然游扬州，途经武昌，路遇李白。李白于黄鹤楼作诗送行。”
按：《年谱》此之所系，乃大误。这首先表现在孟浩然与李白初识之时地并非为开元十三年的“襄汉”。《年谱》之所以作如是认为，一是据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谱》中的“开元十三年（指开元十四年——引者注）已称浩然为故人，故二人成交当在本年”。实则此二者皆不的。李白出蜀后首游“襄汉”，乃系由扬州、金陵一线逆江经江夏、安陆而至，其时在开元十四年秋，对此，拙著《李白求是录·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一文，已有详考，此不具述。而实际的情况是，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于开元十四年夏秋之维扬，对此，詹锳《李白诗文系年》、拙著《李白史迹考索·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等，亦均有详考，可参看。所以，《年谱》认为孟浩然与李白“成交”于开元十三年的说法，乃是一种毫无文献依据的错误说法。
又，孟浩然一生曾三游越剡，其具体概况为：第一次为开元十三年春至开元十五年夏，始程地为襄阳；第二次为开元二十一年秋至开元二十二年夏秋，始程地为洛阳；第三次为开元二十三年春至当年冬，始程地为襄阳[4]。孟浩然第一次游越剡自襄阳始程时，李白尚在蜀中（孟浩然开元十三年三月离襄，李白于是年五月顺长江出峡），而开元十四年的三月孟浩然已在维扬一线漫游，其又怎么会在武昌遇李白于黄鹤楼呢？而综观孟浩然一生的三次越剡之游，知李白在武昌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替孟浩然送行者，只能是在开元二十三年春孟浩然第三次游越途经江夏之际。这是因为，孟浩然第二次游越剡乃是首途于洛阳，此即著名的“自洛之越”。开元二十三年，孟浩然三游越剡有下列两项材料可确证：其一是孟浩然集中的《江上寄山阴崔国辅少府》、《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国辅少府》二诗；其二为徐松《登科记考》卷八对崔国辅“应牧宰举”的记载。孟浩然《江上寄山阴崔国辅少府》诗有云：“春堤杨柳发，忆与故人期。”《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国辅少府》诗则谓：“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合勘二者，知孟浩然在某年春天，因应山阴少府崔国辅之“期”约而曾东游越剡一次，待其至山阴（今浙江绍兴）时，崔国辅已先此西入长安了。据《登科记考》卷八的记载，崔国辅是次之由山阴至长安，乃是因为“牧宰举”所导致，时间在开元二十三年春，则上引孟浩然的两首诗均写于开元二十三年春者，即足可论断之。孟浩然此次因应崔国辅之“期”而东游越剡，在途径江夏时再会李白于黄鹤楼，故李白乃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以替其送行[5]。
综上可知，孟浩然与李白江夏相会的时间，其正确者应为开元二十三年，而非如《年谱》所言之开元十四年。
四、关于孟浩然入长安的时次。
《年谱》在开元十五年内云：“冬，浩然赴进士举往长安，途中遇雪，有诗咏之。”并在“按”中说：“浩然入京，一次为本年，一次为开元二十二年。而后一次可以确定不是冬天入京，故诗（指《赴京途中遇雪》一诗——引者注）作于本年。”又，《年谱》在开元二十二年内云：“浩然再上长安求仕。”并在“按”中说：“浩然再上长安的具体时间失载。考丁凤去年（指开元二十一年——引者注）入京时，浩然尚未决心上长安。而明年韩朝宗举荐时，浩然不赴荐，说明他已上长安求仕而未遂。因此，浩然上长安求仕在本年。”
按：《年谱》所系孟浩然开元十五年与开元二十年的两次入京，均与史实不合，故乃全误。先看开元十五年的一次入京说。《年谱》认为孟浩然是年入京的唯一证据，便是其集中的《赴京途中遇雪》一诗：“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落雁迷沙渚，饥鹰集野田。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但检两《唐书·玄宗纪》、《五行志》可知，开元十五年冬天的“秦京道”根本无下雪之载，则是诗非作于开元十五年冬者，即可肯定。而事实上，此诗为孟浩然在开元十一年因张说之荐而奉诏入京时所写。开元十一年，张说“正除中书令”，大权在握，而其平生中喜识拔后进，且其此前又与孟浩然私交甚密，故其在“正除中书令”后，即将孟浩然推荐于唐玄宗。对此，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三乃有记载：“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令诵所作。”[6]而《旧唐书·玄宗纪上》于开元十一年内又恰好有是年京秦一带下过一场大雪的记载：“是月（十一月），自京师至于山东，淮南大雪，平地三尺馀。” [7]诗史互印，事实确凿。
再看开元二十二年的二入长安之说。《年谱》认为孟浩然在开元二十二年曾二入长安者，无任何材料作依据，纯属作者之自说自话所致，故其实不值一辨，兹罢论之。至于其将《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闻裴侍御朏自襄州司户除豫州以投寄》二诗分别系于开元二十一年与开元二十二年的作法，亦属错误。《年谱》系前诗于开元二十一年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是年张九龄已“执政”即“正式拜相”。但《年谱》作者却不知孟浩然与张九龄相识乃在开元二十五年的荆州长史府，对此，拙作《孟浩然结“忘形之交”考》一文[8]，已有详考。此为其一。其二，从现存孟浩然集中记载孟浩然与张九龄过从之诗可知，孟浩然于诗题中皆称张九龄为“丞相”，而此诗题则直呼张九龄名讳，此显然与前者不符。这一实况表明，此诗题末的“呈张九龄”四字，当为后人所妄知，而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无比四字者，又可为之佐证。如此，则《年谱》的“丁凤去年入京”云云，也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材料。至于孟浩然在襄阳的“不赴荐”，所表明的是他对友人的一片真挚之情，而非“说明他已上长安求仕而未遂”[9]。裴朏其人，据《全唐文》卷三九○独孤及《权公神道碑》一文可知，其开元十八年前即已在长安为“学士”，开元十八年则与李宙等人应诏考校书判甲乙丙丁科，如此，则其又焉可在开元二十二年“自襄州司户除豫州司户”呢？更何况，据王溥《唐会要》、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可知，裴朏自以怀州司马衔入京为“学士”后，乃官礼部郎中直至天宝二年，其间他根本不曾被贬外出。所以，此诗的正确作年，乃为孟浩然首入长安的开元十二年秋七月[10]，而非为《年谱》所系为开元二十二年。
五、《秦中苦雨》诗的作年。
《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卷二有《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一诗，《年谱》将其作为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冬，离开长安”的一条主要证据主要证据，故于“按”内说：“《（答）秦中苦雨思归而（赠）袁左丞贺侍郎》诗云：‘去矣北山岑’，意即要回故乡襄阳。诗作于九月。浩然在长安有不少友人，又值秋霖，不会九月就离开长安。但以浩然当时愤激的心情而论，也不会逗留很长时间。略事盘桓，离开长安显然在冬天。”并将此诗在“系年诗”内系于开元十六年。
按：《年谱》此系实属错误。这是因为，如上之所考辨，孟浩然在开元十五年根本不曾到过长安，因之此诗之作年非在开元十六年者，即甚为明白。为使这一说法更为显豁，兹另作考辨如次。按孟浩然集中有《送辛大不及》一诗，表明开元十六年秋七月前的孟浩然乃在襄阳。是诗有云：“送君不相见，日暮独愁绪。……郡邑经樊邓，山河入嵩汝。蒲轮去渐遥，石径徒延伫。”诗题中的“辛大”，即孟浩然的乡友辛之谔（孟浩然集中另有《西山寻辛谔》、《都下送辛大之谔》等诗，其中的“辛谔”、“辛大之鄂”，均乃辛之谔之讹），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七，知其开元十七年因上《叙训》二卷而授长社尉。又据上引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笺诂三》“进士科故实”与徐松《登科记考凡例》所载，可知唐代士子进京应试乃始程于先一年的秋七月，以此勘之辛之谔开元十七年上《叙训》而授长社尉的史实，则其自襄阳始程入京的时间就可肯定为开元十六年秋七月。而孟浩然在襄阳写《送辛大不及》一诗，亦在斯时也就甚明。又，据两《唐书·玄宗纪》记载，在唐玄宗开元年间，长安地区曾于秋季“苦雨”者凡两次，其一为开元十六年，其二即开元二十一年。现既已考知开元十六年的秋天孟浩然乃在襄阳，则是诗之作年为开元二十一年秋，乃殆无疑义[11]。
又，《年谱》于开元十六年之冬有云：“有赠袁仁敬、贺知章诗（即《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引者注），抒写落魄愤懑，表示将拂衣离开长安。”并在“按”中认为是诗题中的“袁左丞”即袁仁敬，“贺侍郎”即贺知章。按是说亦误。其原因在于：（1）检两《唐书·贺知章传》、《新唐书·许景先传》，以及林宝《元和姓纂》等材料，其中并无袁仁敬、贺知章在开元十六年前后分别任“左丞”与“侍郎”的记载。（2）《文苑英华》著录此诗“袁左丞”作“袁中丞”；而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元刻本《孟浩然集》于此诗题则无“贺侍郎”三字。若以《文苑英华》所载为正，则孟浩然是诗所赠者为袁中丞，但袁仁敬一生并不曾供此职；若以宋蜀刻本、元刻本孟浩然集为正，则贺知章即使在开元十六年前后任过“侍郎”一职，其也是非孟浩然是诗赠送之对象的。而或此或彼，《年谱》均不曾对其进行考证，其自说自话所结论，又焉可令人信服？所以，《年谱》系此诗于开元十六年，并以之作证孟浩然应进士举入京在开元十五年的说法，都是与孟浩然生平之历史真实迥不相及的，则其之为误，也就不言而喻。
六、关于孟浩然北游蓟门说。
《年谱》在开元十七年内，认为孟浩然曾在是年由长安北上蓟门：“新年，在蓟门观灯，有诗。”其所谓“有诗”者，指的是孟浩然集中的《同张将蓟门看灯》。并于“附考”内说：“……可见浩然并未回襄阳，而是出长安后往游蓟门。《同张将蓟门看灯》一诗，新年作于蓟门，与浩然冬季出京的经历完全吻合，看来浩然确有蓟门之游。”
按：《年谱》仅据孟浩然集中的《同张将蓟门看灯》一诗，便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十七年的新年“在蓟门观灯”云云，实属错误。这是因为：此诗并非孟浩然所为，而是一首伪作。对于是诗之为伪作，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孟浩然集》早已指出：“《同张将蓟门看灯》一首，亦非浩然游踪之所及，则后人窜入者多矣。”[12]此外，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元刻刘须溪批点本《孟浩然集》，均不载此诗之实况，亦表明这是一首孟集中的伪作。而遗憾的是，《年谱》既未对此诗非伪作进行考辨，亦未指出诗题中的“张将”为何人，而仅以此诗之作年为“新年”与“浩然冬季出京的经历完全吻合”，便作出了孟浩然在开元十七年春曾北游蓟门之结论，这实在是太有点草率的。退一步说，即使是诗非为伪作，也是不能证明孟浩然开元十七年春曾到过一次蓟门的，因为《年谱》并未对诗题中的“张将”为何人进行具体考察。更何况，仅以此诗为依据乃属孤证，而孤证则为考证之大忌，对此，《年谱》的作者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清楚而为之，就自应属于明知故犯，则作者所持之学术态度藉此即可见其一斑。
七、自洛之越。
孟浩然一生曾三次出游越剡，“自洛之越”乃其中之一。《年谱》因不谙孟浩然三游越剡之实况，故认为孟浩然一生只到过一次越剡，此即其系于开元十七年秋天内的“离开洛阳，往游吴越”。《年谱》并在开元二十年内云：“初春，卧疾于乐城馆中。往游永嘉，张子容有诗送行。”之后便是“五月，回到襄阳”。据此，知《年谱》认为孟浩然的此行“自洛之越”，乃始程于开元十七年秋，结束于二十年的夏五月，前后约两年又十个月的时间。
按：《年谱》此之所系为误乃，乃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张子容自景云二年（711年）因入京赴举在襄阳与孟浩然分别后，直到开元十四年（726年）孟浩然首游越剡抵达永嘉时二人才再次相见，其间凡十五年，故孟浩然在《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诗中乃有“平生能复几，一别十馀春”之谓。若如《年谱》所言，孟浩然与张子容再会于乐城在开元二十年（732年），其间相隔二十年有馀，按理诗应作“一别二十春”者，才与实际的情况相符，但其作“一别十馀春”而不作“一别二十春”者，所表明的正是孟浩然的这次越剡之行，乃绝非始程于开元十七年（729年）的。
其二，孟浩然集中有《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一诗，可证开元二十年的初春孟浩然乃在洛阳，而非是在永嘉乐城的张子容府中。是诗题中的“储十二”，为诗人储光羲。孟浩然所“同”储光羲的这首“洛阳道中”，《全唐诗·储光羲集》作《洛阳道五道献吕四郎中》。“吕四郎中”即吕向。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与《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唐玄宗》，知吕向开元十七年前后为主客郎中，开元十九年由主客郎中改都官郎中，则吕向可称为“吕郎中”者，至早当在开元十六年以后。又据《旧唐书·玄宗纪上》、《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知开元十九年十月、十一月，唐玄宗与文武百官均在洛阳，时为都官郎中的吕向自当随驾至东都。而开元二十年，储光羲亦正在洛阳，《全唐诗·储光羲集》中有《贻鼓吹李丞时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也》一诗，乃可为之确证。这是因为，据两《唐书·玄宗纪上》、王溥《唐会要》、《资治通鉴·唐纪》可知，信安王北伐的时间为开元二十年春正月，始程地为洛阳。开元二十年春，既然储光羲、吕向均在洛阳，而吕向斯时又为都官郎中，储光羲《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写于是年之洛阳，即可遽断。孟浩然既“同”储光羲“洛阳道中作”诗，则其开元二十年春亦在洛阳，也就自不待言。
但需加辨正的是，《年谱》将孟浩然《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一诗系于开元十七年二月，并以之作证孟浩然是年乃在洛阳云云，实则甚为错误。这是因为，《年谱》一则无任何材料可证吕向开元十七年乃在洛阳，二则储光羲有诗可证其开元十七年乃在安宜（即今江苏宝应）县尉任上。对于后者，《全唐诗·储光羲集》中有《大酺得长子韵》一诗，即可为证。是诗题下有注云：“时任安宜尉。”而诗题中的“大酺”，是指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唐玄宗为庆贺其生日，诏令天下诸州宴乐并休假三日，对此，《旧唐书·玄宗纪》有载，兹不具引。此则表明，《年谱》作者由于不谙储光羲生平及其诗，而导致了开元十七年储光羲“自洛之越”错误认识之产生，实为遗憾。
八、关于张明府、张郎中与张愿的问题。
孟浩然集中有《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探得阶字》、《秋登张明府海亭》、《同张明府碧溪赠答》、《寒食张明府宴》、《张郎中梅园作》、《送张郎中迁京》等诗，其中的“张明府”与“张郎中”，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认为是孟浩然的友乡张子容[13]，《年谱》在开元二十年、二十一年内则认为其乃张柬之孙张愿。《年谱》并于开元二十三年内以“附考”的形式，从五个方面对“张愿”说进行了考察，以证其说不误。
按：《年谱》的“张愿”说实可商兑。据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与周一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唐故秀士张君墓志并序》，可知张愿确曾在开元十七年十一月任奉先县令、开元二十一年十月为驾部郎中，但此并不能证明张愿即为孟浩然诗中的“张明府”与“张郎中”。这是因为，开元二十年前的孟浩然无论是在襄阳抑或长安，均与张愿无过从关系，这从孟浩然集中无诗涉及张愿其人，即可获得明证。而张子容则不然。至于《年谱》认为“奉先令为正五品上，同书同卷（指《唐六典》卷三十——引者注）载县尉为从八品下，（张子容）迁升上如此之快，是难以想象的”云云，当为《年谱》作者未读懂《唐会要》卷七十中的一段文字所致，盖因其明白写为“奉先县，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升”。一个“升”字，表明奉先县令的正五品上的品阶，乃始于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其此前则与平常之“京县”或“畿县”令等同。而据拙作《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实》[14]一文之所考，张子容由永嘉乐城尉入京升任奉先县令，乃是在开元十五年春，斯时距奉先县升为“正五品上”品阶为近三年之隔。由此可见，《年谱》的“难以想象”说是很难站住脚的。又，孟浩然中的《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探得阶字》一诗有云：“自君理畿甸，余亦经江淮，万里音书断，数年云雨乖。”若如《年谱》所言，“理畿甸”的“君”即“奉先张明府”亦即张愿的话，则下句 “余亦经江淮”便与事实相悖，盖因《年谱》是明确系孟浩然“离开洛阳、往游吴越”乃在开元十七年的秋天的。即在斯时，张愿尚不曾任奉先县令，孟浩然又怎么能将其说成是“自君理畿甸，余亦经江淮”呢？凡此种种，均表明《年谱》将孟浩然集中的“张明府”与“张郎中”视为张愿，是既相互抵牾，又缺少文献方面的依据的。要之，《年谱》即应以确凿的材料，以证实这样的两点：（1）张愿在开元年间的生平行事与任职经历；（2）在张愿未任奉先县令之前，孟浩然集中为什么无诗纪二人之交往？否则，《年谱》的“张明府”、“张郎中”为张愿之认识，即成为了一种想当然的空谈。
九、独孤册牧守襄阳。
《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卷三有《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一诗，其中的“独孤使君同”，乃“独孤使君册”之讹。《年谱》则将此诗系于开元二十一年，以表明独孤册牧守襄阳，即在是年前后。
按：《年谱》此之所系，实则大误。考赵明诚《金石录》卷七《目录七·唐》有《唐襄州牧独孤册遗爱碑》，注云：“李邕，萧诚行书。是碑又见《集古录》跋尾七：“右独孤府君牌……在岘山下。……府君讳册，字伯谋，河南人，尝为襄州刺史。此碑襄人所立也。” [15]独孤册任襄州刺史期间，因与孟浩然过从甚密，故孟浩然乃有《陪独孤使君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一诗。除此诗外，《孟浩然集》卷二另有《同独孤使君东斋作》一诗，以纪二人在襄阳之过从。是诗有云：“郎官旧华省，天子命分忧。襄士岁频旱，随车雨再流。云阴自南楚，河润及东周。廨宇宜新霁，田家贺有秋。”考《新唐书·五行志》云：“开元十四年秋，诸道州十五旱。十五年诸道州十七旱。”此则可证，《同独孤使君东斋作》一诗当写于开元十五年秋天，而独孤及牧守襄阳自当在开元十五年前后，也就可以肯定。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载云：“丞相范阳张九龄……太守河南独孤册，率与浩然结忘形之交。”则独孤册与孟浩然“结忘形之交”者，乃在开元十五年前后之襄阳，也就不言而喻。所以，《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诗之作年，非如《年谱》所系为元二十一年，即乃甚为清楚。
十、关于入蜀问题。
《年谱》在开元二十三年云：“浩然入蜀，往游广汉，陶翰作序相送，其事殆在本年冬。”并有“按”云：“据陶翰此序（指《送孟大入蜀序》——引者注），浩然入蜀，在开元十六年游长安之后，而以浩然生平考之，除本年外，浩然皆不大可能入蜀，故系于此。”
按：《年谱》对于孟浩然入蜀时间之所系，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其一，陶翰《送孟大入蜀序》无只字表明“浩然入蜀，在开元十六年游长安之后”，而《年谱》此之所言，则纯系自说自话，未可信之。同此者，另有“除本年外，浩然皆不大可能入蜀”云云。第二，据上引拙作《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实》一文所考，开孟浩然元二十三年乃在其第三次越剡之游的途中（详前），他根本不可能自襄阳“入蜀，往游广汉”。第三，陶翰在何时何地与孟浩然相交，其《送孟大入蜀序》又写于何时何地，《年谱》对此均无只字相及，其又何以可证孟浩然的入蜀是在开元二十三年呢？而事实上，孟浩然的入蜀乃在开元十二年秋，始程地则为长安而非襄阳。
据陶翰《送孟大入蜀序》一文之所载，可知孟浩然此行之入蜀游，乃是由川北（“广汉”）南下而“西入岷峨”的，则其此行始程地为秦咸一带，即甚为清楚。对此，孟浩然集中的《途中遇晴》一诗，又可为之佐证，是诗有云：“已失巴陵雨，犹逢蜀坂泥。”诗中的“巴陵”，方回《瀛奎律髓》、毛晋汲古阁本《孟浩然集》，均作“五陵”，按作“五陵”是。“五陵”在长安。这两句诗是说，孟浩然在长安始程为雨天，待进入蜀境时虽已转晴，但仍是“坂泥”难行。考孟浩然一生三入长安（第一次在开元十一年冬至开元十二年七月前后，第二次在开元十六年秋至开元十八年底，第三次为开元二十年冬至开元二十一年秋），由秦经蜀还襄阳者只有开元十二年秋天的这一次[16]，则其之入蜀，非如《年谱》所系为开元二十三年者，即乃甚明。
《年谱》除了以上所考辨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外，还存在着诸多可供商榷之系年，如认为卢僎为襄阳令始于开元十二年，与张郎中、孟浩然在襄阳唱和的“卢明府”为卢象，以及孟浩然与崔国辅、宋鼎等初识的时间，李玭再封义王之确时，等等，即皆为错误而需作重新考察。而特别是在一些“系年诗”内对孟浩然诗的系年，误系者则更为严重。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年谱》的学术价值。之所以如此，主是是作者表现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涉猎典籍有限，二是文献学功底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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