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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

刘梦溪:古籍今译不宜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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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今译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好一概而论。所谓今译,就是将原来的文言翻译成今天的白话。一些史书,包括二十四史,翻译成白话,有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六经”要不要今译,回答起来颇费踌躇。《乐》经不传,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存留下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形态。对这样的经典,放在第一位考量的,是如何得其本义真义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到正确传达经典的本义,则与其今译,就不如不译了。

       诗词古文类文学作品要不要今译,也须分别看待。许多人包括学术大家,都认为古代诗歌不能今译。唐诗、宋词、元散曲小令,或律诗、绝句、歌行等等,是古代诗歌的特殊表现方式,离开这些特殊的表现方式,古代诗歌便不复存在。这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同。外国文字译成中文,主要是传达文字所包含的内容信息,语言形式反而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用白话也可以用文言进行翻译。古籍今译,尤其诗歌的今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同时也是文体的改变,使原来的特定文体不复存在,今译的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这也就是旧体诗词至今还有人写、还在流传、还不能为白话诗完全取代的原因。人们常说的,经过今译能否保持原诗的神韵,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古代的书面文字,即通常所说的文言文,本身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文体,文字的难易,很有分别。孔、孟、荀、韩、老、庄等先秦诸子之文,并不特别难读,篇幅短,反复涵泳,文义自见。难读的是“六经”原典和经解经注。汉赋也很难读。唐宋古文就要好读一些。宋儒语录,已接近当时的白话。清代知识分子处境艰难,有时不免在文字里捉迷藏,越晚越容易读这个话,还不好说定。而且难易系相对而言,不同的读者对象有不同的要求。专门的研究者,不需要今译。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如果不喜欢古典文学的语言形式,就谈不上爱好。因此我倾向认为,除史书等少数例外,大多数古代典籍一般都不需要今译。

       还可以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谈这个问题。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宏富,但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人们生活组成部分的文化元素,并不很多。连汉民族的服饰,也没有真正流传下来。文言文作为古代典籍的一种载体,只要古代典籍本身尚有生命力,文言文就不会死亡。文言外壳包裹着的是我们民族活的文化传统,不能因为白话文成为普通的书面文体,而抹煞了文言文传承历史文化的伟大功绩。

      “五四”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自然是无法阻遏的历史潮流,但对文言文历史作用的估计,部分“五四”先贤不无偏颇。他们的心态过于急切,没有充分顾及文化本身的特性,致使后“五四”时期各种类型的新文学史,很少为旧体诗词的写作者留一席地位。只有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个例外。

       古籍今译的局限不可忽视。如果长此以往,各出版机构争相今译,甚至造成今译成为流行,原典反被冷落,青少年只以读白话的古代作品为满足,文化传承便成了一句空话。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五经”,以及《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最好是直接读原典。不涵泳原典原文,难以得其滋味。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在于其不可代替性。今译得再好,也难逃离“本”之讥。我所说的“本”,不仅指内容,而且包括文体和语言表达方式。

       古籍今译大热起来虽然是近年的事情,追根溯源倒也渊源有自。“五四”以后,郭沫若翻译过屈原的作品,后来文怀沙又译过。陈子展、余冠英则试译过《诗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有关部门曾予以提倡,以为是整理和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一种可行的方法。实际上,大多数今译的试验都没有成功,很多读者不肯抛开原文而去读译作。大手笔尚且难以奏效,如今临时凑人马,急着赶进度,一出就是逾千万字的全译本,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依笔者之见,古籍今译不宜大力提倡,不必大规模地施行。更迫切需要的是,不忘我民族的历史地位,养成阅读原典原文的风气,使今日之中国和历史的中国连成一气。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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