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在战“疫”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中医药就是在与瘟疫做斗争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我国先后发生过300余次疫病流行。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挑战，中医药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疫病经验。为了提升人们对中医药防治疫病的认知、展示中医药文化瑰宝，本版特别推出“中医药战‘疫’史话”系列报道，聚焦中医药古籍和名医名方名药在防治疫病方面的特色优势，敬请关注。
《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在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便有关于疫病的论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代治疗疫病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治疗理论，以学术专著的形成为标志，丰富了中医药治疗外感病的学术内容。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最早的系统性典籍，也是中医学理论的源头。该书厘定了中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这些理论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认知理论和物质分类理论，中医学将其吸收并以此为基搭建起中医学认知体系，来分析人体和疾病。需要说明的是，中医学认识人体和疾病、热衷于探究事物的共性特征和哲学原理，与西医学以还原论为主、探究人体的微观结构有着迥然区别。
【战“疫”特征】该书除了对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治疗原则进行了规范之外，对疫病发生学也从天文、物候、气象、体质等角度进行了阐释。其中，《黄帝内经》中有关五运六气的篇章对疫病的发生确立，就其五行属性进行了界定，并就疫病发生的患者内在体质因素和外在气候因素等进行了详尽说明。
《伤寒论》
《伤寒论》原名《伤寒杂病论》，为“医圣”张仲景所著。该书是中医学历史上的一大创新之作，奠定了中医药治疗学的基础，其中所提到的六经辨证体系于当今仍具有应用价值。目前，该书已被拆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其中，《伤寒论》主要针对的是外感类疾病的认识和诊治；《金匮要略》主要对内伤杂病进行论述。
【战“疫”特征】据《伤寒论》序言中记载，在汉献帝建安元年之后，张仲景家族因为疫病死伤三分之二以上，其中七成是因为伤寒死亡。张仲景遂立志学医，创立出六经辨证体系，以治疗当时以寒疫为主的伤寒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以《伤寒杂病论》中的多个经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的“清肺排毒汤”，取得了非常好的临床治疗效果，这是古方今用的一个典范。
《肘后备急方》
《肘后备急方》是中医学的急救之书，可谓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为东晋时期葛洪著，原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系作者摘录其原著《玉函方》中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验方及简要灸法汇编而成。经梁代陶弘景增补录方101首，改名《补阙肘后百一方》。此后又经金代杨用道摘取《证类本草》中的单方作为附方，名《附广肘后方》，即现存《肘后备急方》。
【战“疫”特征】该书对多种传染病进行了详尽记载，对天花症状、危险性及传染性的描述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值得一提的是，青蒿素治疗疟疾的记载出自该书，屠呦呦教授受到该书相关记载的启发，采用冷提取技术，分离出青蒿素治疗疟疾，并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内外伤辨惑论》
《内外伤辨惑论》是一本纠偏时弊的书，由李东垣著。该书对人体的寒热、虚实作了进一步界定。中医治疗疾病特别重视患者正气的强弱和邪气的盛衰，如果邪气比较盛，治疗方法以中医祛邪为主。但是，李东垣在该书中提出了要辨别实证的真假，如果患者正气偏虚而邪气盛实，此时要顾及人体正气的不足。
【战“疫”特征】该书中提出的补中益气汤，为热病治疗立下了“甘温除热”之法。后续李东垣在其师张元素脏腑议病的启示下，对《内经》《难经》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逐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独创性理论——脾胃学说。同时，李东垣认识到内伤热中证的临床表现与外感六淫之邪相类似，故撰《内外伤辨惑论》一书。总体来说，李东垣治疗疫病以补益为主，是对中医学治疗疫病的理论创新。
《温疫论》
《温疫论》创立了“戾气”病因学说，在诊疗体系中创立了疾病表里之间九种传变状态下的辨证论治思维模式，提出了中医学独有的膜原病位认识，对湿邪停滞，无法化解的状态进行了大胆革新和尝试，并获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创立了名方“达原饮”。该书是中医理论原创思维与临证实用新法的杰出体现。
【战“疫”特征】吴又可在《温疫论》原序中说，“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因此在临床实践中，“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抵之处，与夫传变之体”，著成《温疫论》，提出必须从病因到治疗对温病与伤寒作明确区分。
来源：《中国医药报》 2020年3月18日第0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