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汉文古籍：黄沙下的珍宝

今天人们所谓的西域，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如同西方人口中的东方一样，以前中国人把玉门关以西的地方都叫西域，这是广义的西域。狭义的西域一般就是指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包括天山南麓、帕米尔以东、玉门关或吐鲁番以西的区域。”荣新江介绍说。“今天的塔里木盆地是一片流沙世界，但在这些流沙下面掩埋着很多废墟，很多珍贵的汉文古籍正是出土于此。”

西域出土的汉文古籍种类非常丰富。“比如，从经籍方面讲，就有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和田发现的《尚书正义》、德国探险队在和田发现的《经典释文》等。经书中小学类的古籍也有所发现，比如在早期的尼雅遗址，考古队就发现了《仓颉篇》木简，那是汉代全国的识字课本，而且完全符合汉代简牍制度的标准尺度。”荣新江说。

在西域出土的汉文经籍中，荣新江尤其提到了《孝经郑氏解》。“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荣新江解释说，“它是中国传统经典里失传的文献。南北朝统一以后，当时人们在文化上沿袭南朝，比如识字课本用的是《千字文》，读《论语》都读曹魏何晏的《论语集解》，而不再读《论语郑氏注》，所以《论语郑氏注》《孝经郑氏解》等就很少了。这件《孝经》来自遥远的和田，来自当时的西域国家，可以说见证了汉文化在西域的广泛流传，所以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西域，还有不少史书出土，比如楼兰出土的《春秋左传》和《战国策》。“尤其是在楼兰发现的晋代手抄《战国策》，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战国策》是很不容易读的文本。唐朝时，边疆地区的人们读《战国策》还很有困难，他们要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用的都是《春秋后语》，所以敦煌有十几件《春秋后语》，但没有一件《战国策》。而在魏晋时期，在楼兰就有人读《战国策》，可以想见当时其文化水平之高。”荣新江说道。

西域还出土有一个非常小的《兰亭序》习字残片，可能出自一个孩子之手，所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荣新江看来，《兰亭序》习字在唐朝西域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兰亭序》是唐太宗特别喜欢的书法，传说原本放在昭陵里。宫廷摹本流传出来以后，用作小学生习字的母本。我们今天看到，不仅在敦煌，甚至在于阗都有小孩临摹《兰亭序》。中原文化传播到西域边陲，意义非常重大。”

出土文书的重要价值

此外，在西域还出土了不少珍贵的世俗文书，为人们窥见当时西域社会状况提供了切实的史料。

“在这些文书出现之前，我们研究唐朝安西四镇和于阗地区的社会情况，只能停留在《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等典籍中一些非常简短的记载上。”荣新江说，“但现在有了大量的文书实物，比如《唐于阗镇守军勘印历》，因为镇守军发到任何一个地方的公文都要加印，于是相关事务就编成一个目录得以保留了下来。从这件勘印历，我们可以看到，于阗不仅跟当地的羁縻都督府有信件往来，而且跟东边的且末、北边的安西都护府和西边的疏勒，都有着密切的公文往来。这件文书可以帮助我们透视唐朝安西四镇地区的行政运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据荣新江介绍，研究于阗地区税制的最好文书现在也藏于国家图书馆，就是贞元六年全年的税账，足有一米多长。“过去日本学者说西域没有税粮制度，但我们的文书上用汉字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收税的一笔一笔账。这件文书也许能够解决唐朝正州之外西域地区的税收体制问题。”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西域文书的确有着很高的价值。”荣新江说，“同时，这批文书还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这些文书来自和田，它们展现了西域地区多民族、多文化的状态。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现在谈‘一带一路’，更要注意西域的历史文化。这些文书是今天讲丝绸之路最好的材料。”

留住珍贵文献

正因为包括汉文古籍在内的西域出土文书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荣新江认为，当下我们一定要做好保护工作。

“西域文书发现的背景是，西方探险家或考古学者从西亚往东发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开始在新疆考古探险。西域地区的探险工作比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更早，所以大量的东西都流失海外。”荣新江说。

本世纪初，新疆和田等地又陆续发现了多种古代文献，有一批西域文书私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有多件于阗文木牍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成批出现的梵语佛经等，都具有极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季羡林还曾写呼吁书肯定这批文书的学术价值，国内专家也呼吁中国留住这批珍贵文献。

所以，自2005年起，国家图书馆先后六次征集和田等地出土的西域文献，数量达到700余件，建立了西域文献专藏，包括纸质文书、绢质文书、木简、函牍、桦树皮文书等，文种涵盖汉文、梵文、佉卢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犹太波斯文、藏文等，内容上包括了政府文书、私人信札、契约、典籍、佛经等。

全程参与了此次西域文书征集的荣新江认为：“我们今天在作研究的时候，采用的都是斯坦因文书、斯文·赫定文书。虽然国家图书馆有敦煌文书，但是总体上无法支撑于阗语、吐火罗语、梵文的研究，构筑一流语言学或汉学的学术大厦。沙畹、马伯乐这些著名的汉学家，他们的工作支撑是斯坦因、伯希和发现的文书。现在我们有机会征集这一批西域文书，无论从爱国主义还是从学术立场出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通过举办展览把西域文献保护的情况告诉观众，培养人们对这些珍贵文献的保护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