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高端访谈】倪晓建：古籍保护不能忘记私藏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为开端，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华古籍保护被写进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可以说，古籍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及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
古籍保护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基础工程，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新的时期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在古籍保护工作实施过程中，人才不足系面临的问题之一，为更好地从不同角度了解“十三五”时期国家古籍保护规划，引领全社会共同关注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推进情况，关注古籍保护工程的政策、环境、实施等，本报从本期起，开启“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高端访谈”，将对近20位业界专家学者进行专访报道，欢迎关注并与我们互动。
倪晓建：首都图书馆原馆长、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
古籍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藏书报：古籍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目前这项工作的开展处于怎样的阶段？
倪晓建：古籍保护真正开始受到重视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2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正式立项后，集中了国内一批顶尖学者共同参与，将一些珍贵的、稀有的、之前秘不示人的古籍善本，通过大规模的复制出版，化一为百，让普通读者也能看到跟原版一样的宋版书和一些稀缺古籍版本，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为古籍保护投入了不少资金。
2015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正式成立，政府及图书馆界对其组建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今年6月13日，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三五”时期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图书馆界有不少代表参加会议。与会者取得了一点共识，那就是需要大力进行古籍保护宣传，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研讨会上，大家还提出要进一步申请资金支持，制定出一个几十亿的大规划，对我国古籍保护现状进行全面梳理，针对重点问题专门进行课题研究。在我看来，目前古籍受到各方重视是没有疑义的。就拿首都图书馆来说，每次有领导人、国内外专家学者到馆参加活动，只有一个地方是必去参观的，那就是古籍部，也就是珍贵古籍典藏室。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同志也参加了研讨会，他们提出要进行古籍立法，将古籍保护纳入立法程序。有了法律，古籍保护就有了保障，从而实现稳定、持续、科学地发展。另外就是社会的认知度，现在国家图书馆在搞一些珍贵古籍展览，其他各个图书馆也在组织展览、古籍修复展示或宣传等活动，都是很好的事情。
如何将私藏纳入保护体系中
藏书报：古籍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倪晓建：在古籍保护工作中，我有两个担心。一个是在整个古籍保护体系中被列为私藏的那部分，比如说在拍卖会上流转或在私人藏家手中的部分古籍，该怎么去进行保护。大收藏家也许有一定的收藏保存条件；比较一般的那些收藏家呢，他可能就是放在家里，不时拿出来翻翻看看，也许就会给古籍造成一定的损坏。然而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损失，如果是孤本、珍贵善本，也是国家的损失。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三五”时期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开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古籍总目录编出来。事实上，要把教育部门、公共图书馆等单位保存的古籍整理出来，通过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会很好地完成。但是，每年拍卖公司上拍的众多古籍要纳入总目录，就绝非易事了。这些古籍是从私人藏家手中征集到的，如何将之纳入保护范围中来？这是我担心的一个问题。
对于没保存条件的私人或者其他机构，我建议建立委托制，或者说代为保管，就像首都图书馆采取了一种代为保管制，北京市委图书馆的书全部拿到我们这儿进行保管，这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这个制度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我曾在青海一座清真寺里见到一部《古兰经》，可能是从土耳其带过来的，只有几个阿訇看着。那是难得的孤本，万一有什么闪失，损失可就大了。但是要把它安置在其他地方，清真寺方面肯定不允许。好的古籍作为特藏，代表了该单位的地位、特色，所以说这个事情是矛盾的，比较难处理。这也是我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对此大家有不同意见，最大的分歧就是所有权问题。我认为，这些资源归根到底都是国家的，或者说是历史的一种遗存，委托者完全可以建一个目录，随时取用。
古籍保护工作需要大量吸纳社会力量
藏书报：“十三五”时期古籍保护规划是怎样的？和“十二五”时期相比有何不同？
倪晓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三五”时期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列出了四个体系，极有条理，对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李致忠先生在讨论中特别提到，“十三五”时期要做好几件事，比如古籍普查，对全国的古籍，包括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普查，并将普查情况登记造册；或者建立一个完备的目录体系，对古籍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另外，还要建立一个库房保存标准，不具备条件的图书馆等机构可以申请经费，按照标准改建库房。
另外就是数字化问题。对此，目前各地公藏机构及民间组织、个人都做了很多工作，但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没有把民间在古籍保护、修复方面的数字化成果纳入进来。比如说全国有几大古籍修复企业，北京有富古台，四川彭德才先生也有一个修复中心，等等。他们在古籍修复和数字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应该将所有数字化的古籍做一个基本的统计，已经有的不再重复，没有的拾遗补缺，加强协作。
再如，北大的刘俊文先生主持建立了一个“中国基本古籍库”，共收录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重要典籍一万余种。这个古籍库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图像版，就是把原书原原本本地复制下来，和扫描一样；另一个就是数字化版本，这样就可以进行繁简体字的转换，也可以进行字词、人名、地名的检索，所以这个系统受到业界的欢迎。我们在制定规划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民间古籍保护的力量，将他们吸纳进来，协同发展。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在路上
藏书报：对于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您觉得现在更需要哪方面的人才？怎样看待古籍保护学科建设？
倪晓建：目前来看，在图书馆古籍保护或者在文献学方面有所成就的，都是专门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比如李致忠先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张志清先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等。因为古籍保护不仅仅是一门修复技艺，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要了解古籍的内容及版本，需要同时具备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文献学的知识。在大学里，这些学科都有专业招生，对于图书的流传、内容、学派也有一定的涉及。而图书馆学则更侧重于文献体系的管理与开发等方面的知识，课程设置、资源建设也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与真正的古籍整理保护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曾到法国、意大利等国图书馆访问过，他们的古籍保护实验室里，甚至有很多化学研究项目，比如现在修复用纸涉及的酸碱度、柔韧度等，都需要一些专业的化学知识。在这里我也想呼吁一下，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图书几十万种，可是50年后这些书就非常脆弱了，他们不像过去的宋版书，再保存一千年也没问题，就是因为那时的纸是纯手工制作的。针对这种情况，我在此呼吁出版社选一些认为有保存价值的图书，用手工纸印300个复本，专门卖给图书馆，作为资料来保存。
古籍保护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专门进行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像在图书馆，主要是向读者提供推荐文献、参考咨询等服务，那么他必须要有专业学科知识，做好图书的评论和宣传，在国外这项工作也叫做推广服务。古籍也是这样的，如果说做修复工作，只是粘一粘、补一补，那中学生学一学也能做，但古籍保护毕竟不止是这样。我常常说，知识有两类，一类是可以言明的，也就是大众知识，比如说五笔打字。另外一类就是不可言明的知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或者说只能依靠自己的一种内在修养达到，比如说投篮。把古籍保护当成一门学科、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需要从业者具备工匠精神。比如同样是做一件事情，别人也许干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就，但是某个工匠进行了一些总结提炼，就能做出成果，我们正需要这样的精神。
藏书报：从学科建设上来说，目前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难题？
倪晓建：现在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都设置了一些与古籍保护相关的专业，已经开始招生。另外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在不断进行人员培训，既有学科知识的培训，也有修复技巧的培训，还有更广泛一些的。
原来设想可以在大学设置一些双学位，或者专业，但这个还需要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请。虽然有想法，但距离实现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现在可以从使用单位或者事业发展的需求考虑，和大学进行对口人才培养，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比如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方面进行沟通，培养适合行业需要的人才；也可以与大学共同提出一个人才需求的数量报告，列明需求人才的规格等，然后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设立专门的古籍保护学科。
而古籍保护专业人才，至少应该具备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相关知识。另外，缺口比较大的就是古籍修复人才。以首都图书馆为例，有四五万册古籍等待修复，馆里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却只有四五个人，工作进度非常慢，有时候只得委托外面的机构去完成修复。
藏书报：您对“十三五”时期的古籍保护工作有怎样的期待？
倪晓建：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应该从国家层面加大对古籍保护的投入，比如“十三五”时期以项目形式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如古籍普查、库房设备设施标准化等。今年国家图书馆又上报了四五个标准，这些标准可以在古籍修复方面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刻不容缓，那就是海外古籍的回归。目前数字化回归没有问题，但原书的回归还得拿出一定的资金进行购买。首都图书馆每年都拿出100多万元资金在国内拍卖会上竞拍古籍，我认为完全可以到国外的拍卖会上竞买。海外古籍的回归，应该作为国家古籍保护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藏有不少中国的古籍善本，整体上可能收藏质量一般，但其中还有一些值得回购的。对于图书馆，尤其是国家图书馆来说，应该把海外古籍的回归工作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国家图书馆的目标不在于办了多少借阅证，也不在于借出多少本书，而在于作为国家总书库，在中国历史文献的掌控和回购方面有所作为，应该承担这样一份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