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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

 

写在汉代简牍上的丝路盛况

之文化融合之径:佛教东渐 天马西来


 
       浮屠简是一枚悬泉“明星简”,文字内容很有意思:“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这枚简全简可识别24字,简中有“弟子”“浮屠”等与佛教相关的文字,经考证与佛教传入敦煌时间有关系,具体年代范围应在公元51年至公元108年及其前后,也就是说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并且一开始就流行在民间。


       这枚简应属于请柬,“少酒薄乐”是请人赴宴的一种客套话,“弟子谭堂再拜请”是主人请客的谦辞,“小浮屠里七门西入”是聚会地点和行走路线,“西入”可能指“户人”谭堂的户籍地点。此简的意义可以证明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下半叶,比竺法护在敦煌翻译佛经的时间早200年,比敦煌莫高窟石窟开凿时间早300年,是目前发现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文献实物资料,极为珍贵。

       自此,源于印度的佛教经大宛(古代中亚国名,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波斯、康居等西域地区传入敦煌,并经由敦煌这一门户,佛教东传逐渐完成了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过程。敦煌也为世界留下了文化遗产和佛教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这是现存世界上连续建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同时敦煌也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翻译要地,仅藏经洞发现的以佛教典籍为代表的敦煌遗书就达五万多件。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与欧亚文明互动、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融,展示了中古时期内容丰富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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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康国王宫遗址壁画 资料图片
 

       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必定是双向的,随着唐朝势力进入西域,汉化佛寺系统也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来,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碎叶城中,就有武周时期敕建的大云寺;作为唐朝学生习字范本的王羲之《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也都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敦煌学家荣新江先生认为,虽然我们目前在更遥远的中亚、西亚没有看到类似新疆古代遗址出土的汉文典籍资料,但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西渐的深度和广度。

       现存的历史文献都没有中国产狮子的记载,历代学者众口一词都认为狮子产于西域。“西域”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广义的西域,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狮子出西域诸国”的西域当指广义的西域,甘肃简牍博物馆一枚汉简就记录了狮子如何从西域而来。

       这枚简记载的是折垣王派遣使者向汉朝贡献狮子,汉朝派遣少府属吏钩盾使者前往迎接。该汉简是西域国家向汉廷贡献狮子的记载,极为珍贵。一般的献畜安置于中央设在河西各郡的厩苑中畜养。稀见、贵重的奉献物要带到京城“面呈”皇帝,即所谓的“诣行在所”。汉廷这次派出钩盾使者前往敦煌迎接狮子可见其重视程度。

       虽然目前对“折垣”究竟是西域哪个国家还不得而知,但是根据诸多文献记载,当时向中原进贡狮子的主要是印度、波斯等国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影响下,源出西域的狮子形象被华夏化,“吐赤白舌”的印度狮缩回了舌头,张牙舞爪的波斯狮子变得和气了,逐渐演变成具有中国气派、大家喜闻乐见的舞狮等形象,既保留了威武的气势,又具备了祥和的面貌。

       “天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汗血宝马”,在张骞出使大宛时就强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而大宛国君主长期以来“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这样,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未能实现初衷,却让大宛天马西来成为了现实。而悬泉汉简真实地记录下汉朝政府如何迎接天马的历史一幕。汉简抄录的是公元前74年12月28日御史大夫田广明下发的一份传信文件。简文内容是朝廷派专人前往敦煌迎天马,出长安后,从右扶风往西直到敦煌,沿途驿站传舍,都要按规定接待并提供车马食宿。

       记录这枚简文的时间距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岁献天马二匹”的约定已过了20余年,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大宛一直践行每年献马两匹的约定,从此简的记载可得到印证。同时从这枚简中也可以知道,自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宛和汉朝始终保持着往来贡使的关系。在当时交通条件极不便利的情况下,朝廷每年都要专门派官员远赴敦煌郡迎接贡使和天马,再到京师长安,沿途所过,要提供车驾和食宿安排,可见汉朝对迎天马的高度重视。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悬泉置,其出土的两万多枚悬泉汉简内容包罗万象,是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它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邮驿、交通等各方面内容,对于研究两汉时期中原与广义意义上的西域,以及地中海沿岸古代国家的关系极具价值,它记载了汉代大型交通保障体系中的邮驿制度,见证了其对丝绸之路长距离交通和交流的保障,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流提供了最为真实和可信的原始档案,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作者朱建军 系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研究员,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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