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管子》的收藏与流传
宋本《管子》，清代以来见诸著录、广为人知的有两种：一是南宋初年浙刻本（也有人称“杨忱本”），二是蔡潜道墨宝堂本。浙刻本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墨宝堂本则流出国外，令人叹惋。
一、浙刻本（杨忱本）的收藏与流传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浙刻本，是现存《管子》最早的刻本，每半页12行，行23、24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单鱼尾。注文为双行小字。首列杨忱管子序，次列管子目录，次列刘向进书序，书后有张嵲《读管子》一文。书中钤有若干名家之藏书印。这些藏书印，展示了其自明代以来迭经名家收藏的历史轨迹。今具列如下：
扉页4个：“黄丕烈印”白文方印、“荛圃”朱文方印、“陈清华印”朱文方印、“澄中”朱文方印。
书前《管子序》首页23个，左下方1个不能辨识，其他由上至下依次为：“郇斋”朱文长方印、“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朱文方印、“士礼居藏”白文方印、“菰里瞿镛”方印（“菰里”朱文、“瞿镛”白文）、“江左”朱文长方印、“玉兰堂”白文方印、“梅溪精舍”白文方印、“陈清华印”白文方印、“五峰樵客”白文方印、“绶珊经眼”白文方印、“瞿秉渊印”白文方印、“瞿润印”白文方印、“辛夷馆印”朱文方印、“铁琴铜剑楼”白文长方印、“古吴王氏”朱文方印、“竹坞”朱文长方印、“瞿秉冲印”白文方印、“季振宜印”朱文长方印、“汪士钟印”白文方印、“季沧苇图书记”朱文长方印、“阆园真赏”朱文方印、“良士眼福”白文方印。
“管子目录”首页11个，由上至下依次为：“百宋一廛”朱文长方印、“郇斋”朱文长方印、“陈清华印”白文方印、“黄丕烈印”白文方印、“復翁”白文方印、“乾学”朱文方印、“徐健菴”白文方印、“祁阳陈澄中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季大子印”朱文方印、“季以祈珍藏”白文长方印、“铁琴铜剑楼”白文长方印。
书后张嵲《读管子》页16个，由上至下依次为：“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朱文方印、“祁阳陈澄中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士礼居”白文方印、“荛圃卅年精力所聚”白文方印、“菰里瞿镛”方印（“菰里”朱文、“瞿镛”白文）、“读未见书斋收藏”朱文长方印、“瞿秉清印”白文方印、“瞿润印”白文方印、“瞿秉渊印”白文方印、“瞿启科印”白文方印、“瞿秉沂印”白文方印、“瞿秉冲印”白文方印、“季振宜印”朱文方印、“沧苇”朱文方印、“良士眼福”白文方印、“铁琴铜剑楼”白文长方印。
书内各卷之首页或末页也有藏书印，或多或少，均不出以上范围，不再赘举。
以上藏书印，较早的是文征明之“江左”、“玉兰堂”、“梅溪精舍”、“竹坞”以及王宠之“辛夷馆印”、“古吴王氏”。文征明为明代著名书画家，藏书家，其玉兰堂多有宋元善本。王宠(1494—1533年) 与文征明同乡，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人称“王雅宜”，工书善画，喜好藏书。国图藏本中，王宠之“辛夷馆印”、“古吴王氏”2印在首2行空白处之中下方，符合古书收藏时首先钤印的位置，文征明之“江左”、“玉兰堂”、“梅溪精舍”3印，则在上方靠近“管子序”标题的位置，似为王宠之后所钤。不过莫友芝称其“为文衡山、王雅宜、季沧苇递藏”，则又以文征明在先，王宠在后。该书后来为文征明之侄文伯仁所有。文伯仁（1502—1575），字德承，号五峰，又号摄山长、葆生、摄山老农、五峰山人、五峰樵客。“五峰樵客”之印，即为其所钤盖。
清初，浙刻本《管子》为季振宜收藏。季振宜（1630—1674），字诜兮，号沧苇，江苏泰兴人，家豪富，嗜藏书，清初著名藏书家，有《季沧苇书目》，又名《季沧苇藏书目》。《季沧苇藏书目》之“延令宋板书目”著录“《管子》二十四卷，四本”，即为国图藏本。书中有“季振宜印”、“季沧苇图书记”、“沧苇”等藏书印。今国图藏本与其册数不同，是经黄丕烈重装所致。季振宜的藏书多来自钱曾的述古堂和毛晋之汲古阁。陆贻典曾在康熙五年（1666年），以宋本《管子》校勘刘绩《管子补注》本，其所用的宋本《管子》，即为毛氏汲古阁购自锡山华氏者，“毛斧季以善价购得锡山华氏家藏宋刻《管子》，钱遵王贻余此本（按，指刘绩本），竭十日之力，校勘一过，颇多是正。……康熙五年四月二十有六日，常熟陆贻典识。”陆贻典校本今存国家图书馆，从校本来看，陆贻典所用的宋本《管子》，其文字与今天的国图藏本完全一致，为同一版本无疑。
季振宜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去世后，家即萧条，藏书亦随之散佚。其藏书有的归徐乾学传是楼收藏，宋浙刻本《管子》亦在其中，书中有“乾学”、“徐健菴”藏书印。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家富藏书，其传是楼为古代著名藏书楼。《传是楼书目》著录《管子》数种，但未注明版本。其中一种为“《管子》二十四卷，四本”，与《季沧苇藏书目》著录相合，当即今国图藏本。
清嘉庆年间，宋浙刻本《管子》由黄丕烈购得。黄丕烈又据影宋抄本订正了第六卷中的抄补伪刻之页，并重新加以装订。其跋文云：“甲子岁（1804年），余友陶蕴辉鬻书于都门，得大宋甲申秋杨忱序本，板宽而口黑，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索值一百二十金，毫厘不可减。余亦重其代购之意，如数许之，遂得有其全本……内有钞补并伪刻之页，在第六卷中……适陶君往嘉兴，于小肆中获其半，检所缺页，一一完好，……命工用宋纸从影钞本重摹，辍钞补伪刻之页而重装之。”此本第七卷之7—11页，版框较细，版心下无刻工姓名，字体风格亦与前后不同，笔画细柔，顿挫明显，即为黄丕烈抄补之页。黄丕烈于扉页钤“黄丕烈印”、“荛圃”2印，于卷首钤“士礼居藏”印，于“管子目录”页钤“百宋一廛”、“黄丕烈印”、“復翁”3印，又于卷末钤“士礼居”、“荛圃卅年精力所聚”、“读未见书斋收藏”3印，可见其对此书之珍爱。
黄丕烈晚年，藏书陆续散失，其藏书多归汪士钟艺云书舍。汪士钟，字阆源，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官至户部侍郎，家资雄厚，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收之书。黄丕烈士礼居之两种宋本《管子》，均为汪士钟所得，并著录于其《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之《宋板书目·子部》。今国图藏本中，“汪士钟印”、“阆园真赏”藏书印，即为汪士钟所钤。
宋浙刻本《管子》后归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铁琴铜剑楼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国图藏宋本《管子》在铁琴铜剑楼收藏近百年，钤有瞿氏四代人之藏书印。第一代有“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第二代有“菰里瞿镛”、“铁琴铜剑楼”，第三代有“瞿秉渊印”（秉渊字镜之，瞿镛次子）、“瞿秉沂印”（秉沂字理涵，瞿镛第三子）、“瞿秉清印”（秉清字濬之，瞿镛第五子）、“瞿秉冲印”（秉冲字融之，瞿镛第七子）、“瞿润印”，第四代有“瞿启科印”（启科字隶卿，秉清次子）、“良士眼福”（启甲字良士，瞿秉清第三子，以伯父瞿秉渊无子而兼祧）。
宋浙刻本《管子》在铁琴铜剑楼期间，傅增湘曾经寓目。《藏园群书经眼录》：“《管子注》二十四卷，唐房玄龄注。宋刊本，半页12行，行23、24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下记刊工姓名。版匡高六寸四分，阔四寸六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乙卯（1915年）岁观于罟里瞿宅。”
宋浙刻本卷首以及书末戴望之跋文后，有“绶珊经眼”白文方印，此为民国著名藏书家王体仁之印。王体仁（1873—1938），字绶珊，晚号九峰旧庐主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经营盐业成巨富，嗜好藏书，藏书楼曰“九峰旧庐”、“东南藏书楼”。王体仁雇请杭州抱经堂主人、藏书家朱遂翔为其全权代办收书业务。朱遂翔曾为收进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宋版书8种，王体仁看过宋本《管子》王，留“绶珊经眼”印。
宋浙刻本《管子》尚有陈澄中之“郇斋”和“祁阳陈澄中藏书记”等藏书印。陈澄中（1894－1978），名清华，字澄中，号郇斋，湖南祁阳人，家资巨富，喜收藏，尤好宋元善本及古碑帖，与周叔弢并称“南陈北周”。1949年前后，陈氏携其收藏之珍本秘籍赴香港定居。后来，陈氏因生计出售藏书，在郑振铎的努力下，1955年，经赵万里等人购回郇斋第一批善本；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购回郇斋第二批善本。这样，宋浙刻本《管子》与其他郇斋藏书，一起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
综上所述，宋浙刻本《管子》之递藏轨迹为：文征明——王宠——文伯仁——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瞿氏铁琴铜剑楼——陈澄中——中国国家图书馆。
除原本外，浙刻本《管子》又有影抄、影刻、影印本传世。影抄本为黄丕烈士礼居旧藏，今存上海图书馆。影抄本原来仅有前12卷，黄丕烈据自己所藏宋本影抄补足后12卷。影刻本为清光绪五年（1879年）常熟张瑛影刻本。影印本先有有民国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后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等。《中华再造善本》依原本尺寸双色印刷，使更多的人可以睹见这一珍本原貌。
二、墨宝堂本的收藏与流传
蔡潜道墨宝堂本刊行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注双行二十八字。卷一后有‘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新雕印’木记，卷末有‘瞿源蔡潜道宅板行 绍兴壬申孟春朔题’牌子二行。又有张嵲《读管子》一则。缺卷十三至十九。有黄丕烈二跋，并录陆贻典二跋。”
墨宝堂本《管子》传世稀少，在清代已成孤本。苏州任蒋桥顾氏收藏时，已有数卷缺失，黄丕烈曾经借阅。黄丕烈云：“《管子》世鲜善本，往时曾见陆敕先校宋本在小读书堆。后于任蒋桥顾氏借得小字宋本，其卷一后有长方印记，其文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中缺十三至十九卷。”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黄丕烈从顾氏处购得墨宝堂本，并据陆贻典校宋本补入所缺部分，书后有跋文详述其经过：“此宋刻《管子》二十四卷，原缺卷十三至卷十九，任蒋桥顾竹君藏书也。二十年前（指1797年）曾借校之，其佳处实多，因中有缺，心甚有歉，未为全美。……近日宋廛宋刻子部并归他人，重忆向所未惬之本，遂从顾氏后人归之，而中所缺卷，余故友小读书堆藏陆敕先校宋本，亦向伊后人借归据补。陆校未记行款，兹就余所收宋刻行款约略为之，未可据也。至于字句之间，他卷多同宋刻，则此所缺而陆校有，宋刻亦应有据，且陆校出毛斧季所藏宋刻，则尤可信。”
墨宝堂本《管子》，后归汪士钟艺芸书舍。《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著录宋本《管子》两部，一为国图藏浙刻本，一为墨宝堂本。后来，汪氏书散，国图藏浙刻本归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而墨宝堂本则入藏聊城杨氏海源阁。
海源阁藏书，奠基于杨以增。道光末咸丰初，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当时江南诸家藏书多有散出，杨氏得以收取汪氏艺芸书舍以及鲍氏知不足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和阳湖孙星衍等名家旧藏。墨宝堂本《管子》在这一时期由艺芸书舍归入海源阁。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十册一函”，即为墨宝堂本。据《楹书隅录》，墨宝堂本卷首有“刘氏伯温”印，还有黄丕烈、汪士钟二人的藏书印。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海源阁历经劫难。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承训）将部分海源阁珍本藏书运往天津，迫于生计，在天津典卖。1927年，第一批运至天津的海源阁珍本包括子部、集部宋本秘籍26种，墨宝堂本《管子》正在其中。傅增湘曾经寓目，称“丁卯（1927年）十月廿九日见于天津，索四千元”。
杨敬夫典卖海源阁珍本，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海源阁宋本子、集26种，周叔弢、李盛铎、刘少山、莫伯骥、潘复等人各购得其中数种或1种，而包括墨宝堂本《管子》在内的6种海源阁珍藏宋本，则被当时由日本人控制的满铁大连图书馆购得。北京藻玉堂书店王雨（王子霖）曾为这批书奔走，他回忆说：“相隔半年，被大连日本满铁图书馆松崎鹤雄买走六种。南宋本《荀子》二十卷，十册，一函，4200元；北宋本《说苑》二十卷，十册，一函，3500元；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十册，一函，4000元；北宋本《准南鸿烈解》二十一卷，十二册，一函，4500元；宋本《康节先生击壤集》十五卷，六册，一函，3000元；宋本《三谢诗》一卷，一册，一函，1500元。《三谢诗》于1929年由桥川影印行世。二十三年（1934）余去大连，得晤松崎，所购之书还秘藏馆中。”
墨宝堂本《管子》等6种海源阁珍本被日本人买走，令人感叹。王子霖说：“幸喜海源阁散书经余之手，大部均为方家所收，只是有六种流失海外，令人浩叹。”周叔弢在宋本《新序》题识中说：“余收此书时，若能举债并《说苑》《荀子》《管子》《淮南子》同收之，岂不大妙乎？余生平务实而不蹈虚，亦自有短处。”
郦承铨曾关注入藏大连图书馆的海源阁珍本，他见过其中4种即宋本《说苑》《管子》《淮南鸿烈解》《康节先生击壤集》的书影，并撰《记大连图书馆所收海源阁宋本四种》予以介绍：“海源阁所藏宋本四种，已归大连图书馆，予见其书影，四书皆著录《楹书隅录》，为杨氏藏书中珍异之品，今录《隅录》于次，以告世之留心文物存佚者。”文中记录墨宝堂本《管子》书影：“所见书影，为卷第十一页。有‘以增之印’白文方印，‘绍和’白文方印（下一朱文方印不可辨）、‘四经四史之斋’白文方印、‘大连图书馆藏’朱文方印。”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进驻大连，包括墨宝堂本《管子》在内的海源阁宋刊子集6种被运往前苏联。罗继祖曾供职于大连图书馆，他说：“当时大连满铁图书馆得其宋本《三谢诗》数种。及全国解放，予服务于旅大市图书馆（前身即满铁），求之不见，则已为苏军攫去。” 王雨一直关注海源阁藏书，他的记载更为详细：“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大连、旅顺两地同为苏联红军占领。次年，苏联派遣了所谓波波夫调查团到大连满铁图书馆检查图书，名为借阅有关苏联与近东中外资料，依库逐架检查半月之久。抽出中外各善本，有关交通、宗教、考古，以及珍贵稿本三千余部册，连同善本书库全部图书四千余部册，由日本人大谷武男造册存馆。这些珍贵图书后被捆绑了50个大木箱，运往苏联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在这一批所谓借书当中，最为人珍视的是世界闻名的《永乐大典》四十二册，和海源阁旧藏的宋刊子集六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于五十年代归还《永乐大典》五六十册，可惜海源阁宋刊子集六种仍未还归，真是憾事。”
根据罗、王二家记载可知，墨宝堂本《管子》当年被运往苏联，收藏在了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即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一直没有归还。
也有人说墨宝堂本《管子》流入日本，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称“蔡本流入东瀛”。不过，王欣夫并没有举出理由，笔者也未见到其他相关资料记载。而且，据《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墨宝堂本《管子》在1945年尚在大连图书馆，后来和《永乐大典》等其他善本古籍一并散失。1986年大连图书馆所编的《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云：“1945年，大连图书馆海源阁遗书六种，尚在该馆，由于种种原因，连同《永乐大典》55册、宋本《通鉴纪事本末》等共16种善本古籍一并散失。1954年苏联列宁图书馆已归还我国《永乐大典》52册，其余均无消息。”因此，墨宝堂本《管子》的流失，应在日本投降以后。“蔡本流入东瀛”，可能是王欣夫基于大连图书馆曾长期被日本人掌控的一种猜测。
墨宝堂本《管子》流出海外，令人叹惋。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该版本还有一个抄本保存在国内。这一抄本是清代学者陈奂向汪氏艺芸书舍借抄的，当时墨宝堂本尚未归杨氏海源阁。陈奂抄本后转赠乾嘉学术大师王念孙，后来辗转归藏书家潘景郑收藏。书前有“高邮王氏藏书印”白文方印，又有“吴县潘氏郑菴藏”朱文长方印。潘景郑对此抄本非常重视，在书后作长篇跋文详加介绍，并特别指出抄本“行款墨记，面目俱存，为蔡本（墨宝堂本）留一种子，宜更重视”。1956年，潘景郑曾将陈奂抄本寄给郭沫若参阅。可惜的是，郭沫若见到这一抄本时，《管子集校》已经出版，不能再采录此抄本之内容。陈奂墨宝堂本的抄本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
郭沫若没有见到墨宝堂本。他在给潘景郑的信中说：“墨宝堂本颇闻有在苏联之说，如信然，后或可得一见。”宋墨宝堂本的原本，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团队已经在俄罗斯找到。该珍稀版本如能早日在国内影印出版，诚为学林之幸事。
来源：《<管子>版本研究》（齐鲁书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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