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9日，西泠印社二〇一八年春季拍卖会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出版的北宋开宝七年（974）刻本《开宝藏》附元元至大三年（1310）刻本《普宁藏刊记》2帧残页，以240万元高价（不含佣金）拍出，创宋版残页的最高拍卖纪录。
西泠春拍中此件《开宝藏》存《中论》卷第二末两纸（有刊记），第一纸存经文五行，行十四字，无界栏，字体端丽严谨，雕刻精良。黄麻纸帘纹不明显。末刊牌记：“大宋开宝七年甲戌岁奉敕雕造”，下刊印工姓名：“陈宣印”，尺寸：32.5×20.3cm。
第二纸刊施经题记四行：“盖闻施经妙善，获三乘之惠因；赞诵真诠，超五趣之业果。然愿普穷法界，广及无边，水陆群生，同登觉岸。时皇宋大观二年岁次戊子十月 日毕。庄主僧福滋，管居养院僧福海，库头僧福深，供养主僧福住，都化缘报愿住持沙门鉴峦”，尺寸：
32.5×14.3cm。此件中的北宋大观二年（1108）“都化缘报愿住持僧鉴峦”的施经供养题记，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阿惟越致经》卷上等六件相同。鉴峦禅师，僧史传无载。李际宁先生考证，据《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载，金大定四年立石《福岩院重修佛殿记》云：“硖石道场，其来尚矣……宋崇宁闲（1102~1106）得大师鉴峦修新易漏，方见完备”。卷二十三《大金泽州硖石山福岩禅院记》载：“古青莲寺寺额，咸通八年（867）所赐也。……崇宁间，鉴峦禅师翻主其教，以其寺基久远，岁坏月隳，虽补罅苴漏，不胜其弊。乃刻意规画，度越前辈，凿东崖，陻西涧，培薄增卑，以广寺址。由是供佛有殿，讲法有堂，构寳藏以贮圣经，敞云房以栖法侣。”有关石碑，至今仍矗立于青莲寺内。今日存于《开寳藏》中的施经戳记，正是当年鉴峦禅师“构寳藏以贮圣经”的重要证据。
为什么两页宋版佛经残纸能拍出240万元的天价呢，这得从开宝藏的刊刻讲起。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中国的佛教典籍与中国佛教一起经历风雨洗礼，一起发展成长，形成中国特有的佛教大藏经，成为东方文明的奇葩。汉文大藏经是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大藏经虽是汉文佛教典籍，却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音韵、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建筑、绘画、科技、民族、社会、中外关系等诸多领域。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对中国文化及整个汉文化圈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是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早期的大藏经均为写本，从敦煌遗书保留的部分残卷，我们可以窥见从北魏到宋初中国写本大藏经的概貌。
雕版印刷术由古代中国人发明，是中华民族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所作的又一贡献。唐代早期，雕版印刷术已经出现。现知年款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出于敦煌藏经洞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现保存在英国图书馆。该经线条洗练，刀法纯熟，附有精美扉画，学术界公认它属于成熟期的木刻印刷品。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五代时，已经利用雕版印刷技术刻印儒家的五经。所以，北宋初年，版刻大藏经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开宝藏》终于横空出世。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朝命张从信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经全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告成。因始刻于开宝时，后世遂称《开宝藏》。《开宝藏》完成雕版13万块，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首刻全藏印本曾于北宋雍熙元年（984）由日本沙门奝然传入日本。此后，还经过三次比较重要的校勘修订和不断增入宋代新译及《贞元释教录》入藏的典籍，形成三个不同的版本：①咸平修订本。北宋端拱二年（989）到咸平（998～1003）年间的校订本；②天禧修订本。北宋天禧（1017～1021）初年校订本，曾于乾兴元年（1022）传入契丹和高丽；③熙宁修订本。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熙宁以后，陆续有新译本增入，到北宋末年，已积累到653帙，6628余卷，增入173帙，1580余卷。其后版送汴京存储，今所见大藏残卷，多印于崇宁、大观 (1102～1110) 时。卷后或有由中书印木记，可证版在汴京。靖康之变(1127)时，尽为金人掠去。《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现存的数卷为开宝年间雕造，并用宋代官用文书的黄麻纸精工刷印，是宋版精品之一。《开宝藏》属北宋官版大藏经，它的雕版，前期的经版保管、藏经印刷，均由朝廷派员负责。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木刻大丛书，对后代中外大藏经影响深远，在版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当之无愧的稀世国宝。
《开宝藏》的版式。 就刻本大藏经而言，所谓版式，指版片的大小、行款、界栏、版片号等具体内容及由此体现的装帧形态。汉文大藏经的版式是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演化的。在写本时期的大藏经形成阶段，由于雕版印刷技术还没有产生，自然无所谓“版式”。那时的写经，其行款应纸张的不同而不同，没有一定的规范。但最迟到南北朝，开始出现每行[15]17字这一规范。而此时每纸抄写多少行，虽然应纸张大小依然不同，但已经出现趋同的态势。隋唐以来，不但每行17字这一规范被继承并逐渐强化，每纸的行数也开始规范。特别是唐代写经，规范为每纸28行，每行17字。这一规范一直保持到北宋，没有改变。但《开宝藏》完全打破这一规范，改为每纸23行，每行14字。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考察盛唐写经，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为例，盛唐写经约2400余号，其每张纸的长度情况大体在46厘米到50厘米之间，个别有大于或小于这一数字的；其每张纸的高度大体在24厘米到27厘米之间，也有不符合这一数字的。《开宝藏》纸张长度基本在47厘米到48厘米之间，高度在30厘米到33厘米之间。也就是说，高度要比唐代的写经纸高，而长度则与唐代写经纸差不多。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开宝藏》将传统的每纸28行改为每纸23行，并非纸张太小，或者无法找到大批长度合适的版木等原因，而是有意加以改动。
比较《开宝藏》与唐代写经，《开宝藏》全藏行款疏朗，气魄宏大，充分体现了北宋初年文治的兴盛，佛教的发达，以及汉文化的博大胸怀与气概，这是当年主持人改动佛藏传统行款所要达到的目的。开宝藏没有界栏，这是《开宝藏》与依照它覆刻的《初刻高丽藏》、《金藏》的重要区别。界栏便于将所刻内容框限在一定的区域内，使得排列整齐。《开宝藏》没有界栏，但依然排列整齐，说明当时益州的版刻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应该也是宋王朝决定在益州刊刻这部旷世大藏的原因之一。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开宝藏》首创了大藏经的版片号。
版片号指刊刻在版片上的标明该版所刻经典、版片次序的文字。
写经由于单独抄写，然后依卷逐纸缀接装潢，所以不用标注序号。刻经的版片需要反复使用，一次往往刷印多部，所以都要在版片上刊刻版片号，以便版片的管理、刷印后印张的缀接。比如前几年面世的晚唐刻经《三十三分金刚经》，上面就有版片号，注明某版为该经中的第几版。至于大藏经，由于数量巨大，如《开宝藏》早期刻经五千余卷，版片多达十三万块，如果没有一定的编号，就会陷入混乱，无法予以管理。所以《开宝藏》主持者首创了版片号。《开宝藏》的版片号包括经名卷次、版片序号、千字文帙号等。标注在每版的右端。具体形式如下：
大宝积经第一百一十一卷 第十五张 文字号
有了这样的版片号，每一块经版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确定了它在整部大藏经中的具体位置。这样，既便于平时的管理，包括上架、清点、配补等，也便于对刷印出来的大批印张进行缀接、装潢。此后历朝历代的刻本大藏经，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对版片号有所变革，有所简化，但均保留用版片号管理藏经版片的办法。
虽然经折装早在盛唐已经出现，且部分佛经已经采用经折装。但直到宋代初年，还没有哪部大藏经整体采用经折装。因此，《开宝藏》采用传统的卷轴装，包括其后不久的《辽大字藏》同样采用卷轴装。《开宝藏》的这种装帧形式影响到《开宝藏》系统的《初刻高丽藏》、《再刻高丽藏》与《金藏》。
《开宝藏》存世极稀，据方广锠、李际宁编《开宝遗珍》著录，海内外目前仅山西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图文馆、高平县文博馆、日本京都南禅寺、日本书道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等八家公藏机构保存十二卷，另有部分残片，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本次春拍《开宝藏》虽然只有两页，但它有“大宋开宝七年甲戌岁奉敕雕造”的牌记和印工姓名以及施经题记等重要信息，对研究《开宝藏》，鉴定佛经版本具有重要意义。民国年间曾出版于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以后一直湮没无闻。方广錩先生在《开宝遗珍》复制现存的12卷《开宝藏》时都没有找到这两页纸的下落。本次西泠春拍惊鸿一现，露了真容，拍场首现，引起了诸多藏家的重视，引起了激烈的角逐，以240万元高价（不含佣金）拍出，创宋版残页的最高拍卖纪录。
来源：珍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