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扬州刊刻的三部古籍巨著

 
扬州的刻书印刷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有据可考的唐、宋以至元、明各朝代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了清代，随着盐商的崛起，经济的繁荣，扬州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其间，与经济和社会相联系的书籍刻印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轰动朝野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别于康熙、嘉庆年间在扬州刊刻而成。笔者以最近出版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中有关奏折为线索，借助已出版的其他档案文献，简述三部巨著在扬州的刊刻过程，了解有关君臣及地方官员等为此付出的艰辛以及期间的逸闻轶事。
 
一
 
康熙四十四年（1705），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编校出版机构———“扬州诗局”，其任务是奉旨校刻《全唐诗》。
 
《全唐诗》是清朝初年编修的一部汇集唐朝诗歌的集子。全书共九百卷，目录十二卷，共收唐、五代诗近五万首，作者两千多人。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唐诗总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代诗歌的繁荣景象。
 
扬州诗局就设在扬州天宁寺里面。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全身心地扑在了校刻《全唐诗》的工作上，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后至次年期间，曹寅所上的奏折很多内容与刊刻《全唐诗》有关。次年四月十六日，玄烨《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于书前。曹寅校刊《全唐诗》时精益求精，创造了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上以“软字精校精刻”见长的“康版”风格，把中国雕版印刷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成为康乾时期独特的文化标志。
 
据史料称，曹寅要把扬州诗局设在天宁寺里，是因为天宁寺内就驻有巡盐御史的行署，属于两淮巡盐御史的房产，而且十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宁寺东廊待漏馆，扬州诗局设在天宁寺，既不用出去另外找房子，也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校刊《全唐诗》的质量，加快校刊《全唐诗》的速度。
 
另就开刻时间而言，此前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致的认识。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折云：“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清宫扬州御档选编》第一册二十页）依此，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刊刻《全唐诗》书局，但校刊工作并未完全开展。另从其他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先是，闰四月下旬庶吉士俞梅首抵寅署，旋侍讲彭定求，编修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等九人亦续至。“又闰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门，口传上谕，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诗集》。”七月初一日折云：“奉旨校刊《全唐诗》，翰林彭定求等九员俱于五月内到齐，惟汪士鋐尚未到。”这就是说，五月一日开局时，仅俞梅一人到局；彭定求等陆续于五月内到任；汪士鋐七月一日仍未到局。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尚有现在装潢数十家，容臣赴京恭谢天恩，赍捧进呈御览。”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样本都改过发回。”《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实际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后。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请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说：“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再，众翰林同臣公具一折，敬求御制诗序，阐奖唐贤，昭垂万世，使间气英灵，永传不朽。臣等草形蚁质，亦获挂名其间，已列衔具公本叩求。”康熙帝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 《进全唐诗表》说：“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康熙《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今本《全唐诗》九百卷计九千八百十四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一千页以上，这个速度在雕版印刷时代是相当快的。
 
从奏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唐诗》异常重视写刻质量。曹寅上奏康熙时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当时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全唐诗》字体借鉴欧体、赵体风格，秀丽、俊逸且九百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因为字体风格独特、印刷精美、校勘谨严，也为其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范之作奠定基础。
 
二
 
《佩文韵府》是康熙帝非常重视且亲自参与编撰的一部类书，是大型词藻典故辞典之一，专供文人作诗时选取词藻和寻找典故，以便押韵对句之用。其中，清康熙五十年扬州诗局刻本，由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等七十六人奉敕编撰，康熙四十三年（1704）开始编写，康熙五十年（1711年）编纂完成后在扬州刻印，康熙五十二年（1713）工竣。由于《佩文韵府》.刻书字体多是软字楷书，写刻精工，体现了康熙精刻本的特点，世称“康版”。
 
《佩文韵府》的初次刊刻任务是由武英殿承担的。康熙《御制佩文韵府序》称：“随于十二月开局武英殿，集翰林诸臣合并详勘，逐日进览，旋付梓人。于五十年十月全书告成，共一百零六卷，一万八千余页。”前后历时近八年，实非易事。刻一部书之所以要这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佩文韵府》的校勘任务很重，康熙又要抽空逐页审阅，故旷日持久。
 
为了更好地昭示自己的文治武功，让天下人都明了皇上稽古右文，玄烨又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月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于扬州开刻《佩文韵府》。之所以把刊刻地定在扬州，恐与曹寅曾在扬州校刻《全唐诗》，所刻书令康熙十分满意有关。曹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初三日奏折称：“《佩文韵府》已于三月十七日开工刊刻。”此则奏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佩文韵府》在扬州开刻的准确日期。
 
至于刊竣的日期，我们可以从档案书籍中找到答案。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李煦在“奏为御颁佩文韵府在扬州刊刻公竣装箱进呈等请旨事”一折中称：“窃臣与曹寅、孙文成奉旨在扬州刊刻御颁《佩文韵府》一书，今已工竣。谨将连四纸刷订十部，将乐纸刷订十部，共装二十箱，恭进呈样。再连四纸应刷钉若干部，将乐纸应刷钉若干部。理合奏请伏乞……”（《清宫扬州御档选编》第一册四十三页）。另据载，《佩文韵府》样书由张进宝呈送京城，是年十月初十日仍由其接回扬州。此奏折还说明《佩文韵府》的雕印任务是曹、李、孙三人共同奉旨承办的，书局的初期刊刻工作由曹寅主持，但不久曹寅病故。李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奏曰：“江宁织造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癯，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七月二十三日又上奏：“曹寅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癯，竞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曹寅未能主持工作至《佩文韵府》完工，曹寅卒后，李煦主持刊刻工作，直至竣工。实际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全书已刻完，康熙在看完样本后，朱批道：“此书刻得好的极处。南方不必钉本，只刷印一千部，其中将乐纸二百部即足矣。” 康熙帝对曹寅、李煦、孙文成等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至此，《佩文韵府》的刊刻工作全部结束。
 
《佩文韵府》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在京开编，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在扬开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刊竣，前后历时近十年，在扬州刻印的一年半时间里，曹寅、李煦等人殚心竭虑、恪尽职守、鞠躬尽瘁，圆满地完成了刻印任务。此书不仅被誉为“盖自有韵府以来，最为浩博”的工具书，而且也为名城扬州雕版印刷业继承与发展，为扬城深厚的人文底蕴中又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
 
在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八十年后，嘉庆皇帝也用其曾祖的办法，命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在扬州刊刻《全唐文》等内府古籍。
 
《全唐文》是唐代（包括五代）文章的总集，也是迄今唯一最大的唐文总集，由于它对研究唐代的文学和历史极具参考价值，故被人们誉为研究唐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全唐文》共收文二万余篇，作者三千余人，共计一千卷。清嘉庆十二年（1807），清仁宗以内府所藏抄本《全唐文》由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的大学士董诰任总裁。全书凡六易寒暑，至嘉庆十九年（1814）成书。该书与《全唐诗》相比，《全唐文》则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先后参与编撰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名家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等，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这对于确保书的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加之正值乾嘉朴学鼎盛之时，编者又可以充分利用内府图书，借鉴他山之石，使其它已刊书籍中的不足之处得以避免，所以《全唐文》的质量较之《全唐诗》要好得多。该书编成后﹐即颁发扬州﹐由督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等负责校刻﹐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后人所称的“扬州官本”。
 
《全唐文》所收内容之广博、作者小传之翔实以及文章辨伪、文字校录等方面的诸多优点和特色，“前人之述备矣”，无需笔者赘叙。然而，在众多的论文、文章中，有关《全唐文》的写刻过程以及其间的逸闻轶事却非常鲜见，究其原因，可能是，迄今为止，清嘉庆等朝的宫廷御档尚未大量出版公之于众，人们对其了解只是一鳞半爪。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康熙、雍正等朝代的御档，大陆和台湾已先后出了多个版本，文史专家学者们据此已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形成了众多成果。翻阅《清宫扬州御档选编》，收录有关《全唐文》的奏折计三则，其中《奏为校刊钦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赏还顶戴谢恩事》一折，除了让我们知道嘉庆帝对刊成的《全唐文》非常满意之外，还得知另一件事，阿克当阿和苏楞额二官员因刊刻《全唐文》有功，嘉庆帝赏还了两人的顶戴，官复原职。
 
苏楞额，字智堂，满洲人。官巡盐御使，以书名家。他在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一年曾任两淮盐政，嘉庆十五年，专管巡视两浙盐政兼管杭州织造事务。
 
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二月十一日，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在《奏为校刊钦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赏还顶戴谢恩事》奏折中曰：“奴才遵旨校刊钦定《全唐文》，告成前经恭折奏闻，兹于十二月初十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随折恭奉上谕阿克当阿奏校刊全唐文告成装函进呈一折，内府旧存全唐文写本，系有苏楞额呈进，朕特派馆臣续加编辑，阅定后发交两淮盐政衙门刊刻，兹该盐政覆加校对剞劂竣工，装函进呈，尚未完善。阿克当阿督办认真，应量予奖励，伊前因太监林显投书问一案，由内务府护军统领降为内务府郎中顶戴，兹著加恩，赏还三品顶戴，其捐资承办之商人等，著查明捐款较多者，奏明给予议叙。苏楞额前于英吉利贡使一事办理舛错，将伊降补侍郎仍戴三品顶戴，但其获咎较和世泰为轻，苏楞额著加恩赏还二品顶戴……”（《清宫扬州御档选编》第四册三百三十一页至三百三十二页）
 
另据《清代外交史料》记载：1816年，英国国王再次派使臣自天津海口登岸，阿美士德使团于1816年7月28日（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初六日）到达天津口外。清廷派长芦盐政广惠、工部尚书苏楞额接待，又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克登额前往通州迎候。进京途中双方讨论，清方要求英使觐见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并令演习跪叩如式，方能进京；英使坚持不肯。和世泰等谎报：“谕以天朝礼节，该贡使等肃恭诚敬，具见顺从”，于七月初六日（八月二十八日）带领进京。次日清晨，嘉庆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接见使臣，阿美士德借口国书和制服未到，拒绝晋见行礼。和世泰等诡称正使患病，不能行动。嘉庆帝召见副使，又说副使也称病不至。嘉庆帝察觉真实情况，立即命英使回国，并将和世泰等人革职议处。
 
从上述档案、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苏楞额是因为参与接待英国阿美士德使团一事中，行为不当，犯了大错，受到嘉庆帝的降职处分。时隔不到半年，《全唐文》刊刻成功，他因为“内府旧存全唐文写本，系有苏楞额呈进”而受褒奖，戴罪立功。这在当时，想必会成为文人百姓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作为当事人和受益者，苏楞额等人则是因《全唐文》刊竣而给其带来了好运。
 
主要参考文献：
 
　　潘天祯：《扬州诗局杂考》，《图书馆学通讯》1983年第一期；
　　曹红军：《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2005年《南京师大学报》第六期；
　　史春风：《晚清出版业的近代化历程》，2001年《滨州教育学院学报》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