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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

地摊上捡回《新元史》手稿

 

对话韦力 藏书之变:古籍书店倒闭 拍卖会兴起

 

记者:近二三十年国内的藏书市场格局如何变化的?

 

韦力:我一直认为,古籍拍卖对中国古书收藏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有拍卖之前中国的古籍流通史都是近似的。

 

在1993年有拍卖之前,大多数藏书者得书的渠道主要来自于古籍书店。因为上世纪50年代之后公私合营,很多城市只保留一家古籍书店,私人开个体旧书店已无可能。书源也都是这些古籍商店最多,当年主要主要就是和古籍书店打交道。那时候古籍书店最好的好书都是先供应公家,重要领导之后,普通的书籍才进入流通。所以藏书者要想办法动用关系才能买到好书。

 

到了90年代末,古籍拍卖兴起后,这些古籍书店有的受不了冲击,像扬州、无锡古籍书店就纷纷倒闭或转产。不过,古籍书店倒闭时成批处理书,对于藏书人来说是个机会。记得无锡古籍书店倒闭时,资料书一元一本,一次可以买上一堆。

 

真正的善本出现是从1993年古籍拍卖开始的。因为拍卖会的价格远远高于市面价格,使得卖家对拍出高价的期望值很高,纷纷将手里的古书送到拍卖会,这就产生了吸金效应。有了拍卖以来,私下交易古书的概率越来越低。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拍卖行成了好书的聚集地,卖家和买家都在这里交易,慢慢成为大多数古籍爱好者的主要得书渠道。预估今后的古籍市场古籍拍卖仍然是得书的主渠道。

 

由于早年的信息不对称,拍卖市场上能卖几万十几万的书,古书店里就在架子上摆着,只卖几百块钱。我还在质疑这样能拍出去吗?结果一场下来一看,居然60%都被买走了。

 

海王村公园冲刺抢古书

 

记者:当时您购书历程又是怎样的?

 

韦力:出售古籍最多的书店是中国书店。记得中国书店总经理曾经带队去美国考察美国的古籍书店如何管理,回国后在琉璃厂建立了一家“文化遗产书店”。为了产生轰动效应,经理从书库中拿出一些不错的古籍善本,从这个店里流出不少好东西。这是自有古籍拍卖来,中国书店卖出过最多的一批善本。

 

在此之前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书店也卖古籍,但是以线装书和残本为主。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初期在海王村公园的古籍书市,用卡车拉书,一来就是20多辆卡车。当时的海王村公园堆起了小山一样的书,许多爱书人蜂拥而至,公园一开门就往里冲刺。书不分什么种类,一律五毛一本,全是线装书。很多人就一堆一堆地从地上往身上抱,拿到的就是自己的。还有人索性往书堆上一趴,覆盖在身子底下的都归自己,然后再坐下来慢慢挑。

 

那时候古书还没有市场的概念,买书大家尽挑自己喜欢的,也没有版本意识。人们非常激动是因为很久没有古书可买了。我当时是中学生,攒下从家里“骗出”的零花钱买了不少书,但当时并不懂书,现在看来买的书多半没有价值。

 

这个古籍书市一直存在了20多年,第一届只有5毛钱一本,之后涨到两、三元,再后来是20元,越来越贵。类似的书市还有,已经变成销售旧书,而不是古书。

 

藏书追求“四部齐备”

 

记者:您个人收藏古书兴趣点在哪里?

 

韦力:从收藏角度说,近十几年,藏书人大都走是走专题收藏的路线。一是因为古书书源的枯竭,第二也是发展个人研究兴趣。

 

我个人收藏路数不太相同,我对书属于“贪得无厌”的那种人,走的是古代藏书家的路数,以四部齐备为追求目标。这也会让我在经济上、知识储备上都很有压力。

 

在四部齐备的格局之内,我也收集专题,比如活字本专题。活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因为特殊原因,中国古籍活字本只占传世古籍的2%左右,比例非常小。作为发明国,中国并没有把活字本普及化,这很不合理。因此,我比较注重活字本,现在藏品也是国内最多的。此外还发展出几个专藏,比如稿抄校本,就是我的专长,芷兰斋书跋就是稿抄校本。

 

好书在民间流传的概率很低

 

记者:您有捡漏的经历吗?现在藏书捡漏的机会还多吗?

 

韦力:喜藏书的文人都会谈到捡漏的经历,并津津乐道。但我个人认为,几十年来其实捡漏的概率很低,真正好书流传在民间的概率很低。

 

古书是中国传统收藏最大的一项,古人认为藏书是单独一个体系,不同于其他收藏。对于今天人们热衷的字画、珠宝玉器,在古代看来都是不登大雅之堂之物,只有藏书才是最有品味的。到了今天,人们的价值观本末倒置,想扭转局面无异于螳臂当车。

 

在古代真正的藏书都是从一个大藏书家到另一个大藏书家的转让。换言之,藏书不同于收藏器物,自古就没有走进过寻常百姓家。古代学人读的书,都与善本无关,因为并不是所有古书都是可以收藏的。这是个悖论,但却是事实。就如同汉代的粗瓷碗,价值比不过清中期的官窑。这说明真正的好东西不是在民间流传的,捡漏自然也就微乎其微。

 

但为什么很多藏书人能有捡漏的经历呢?这是因为中国经历了特殊的文革时期,因为文革中抄家的原因,很多古书重新流传下来,人们偶尔能捡到好书。

 

10年前,我偶然路过在皇城根早市,在一个摊上看到两叠破烂的古书。仔细一看,是柯劭忞《新元史》手稿,价值非常高。中国历代注重修史,但《元史》修得很差,历代学者一致认为要重新修订。柯劭忞利用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研究的新成果写了《新元史》,被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列入正史,1922年刊行于世。这样,“二十四史”就成了“二十五史”。前二十四史都没有手稿,因此第二十五史的手稿就很珍贵。一问摊主,报价200元,我以为听错了,忙问是200元吗?摊主说,嫌贵可以180元。我就赶紧买了。这完全是一个特殊时机中捡的漏。

 

现在所谓的捡漏,只能在拍卖场上,其他竞拍者一时没有看出这本书的价值,或者某本书没有手记,不能明确认定作者的情况下没人敢举牌,才有可能发生。但这种概率也很低。

 

“曾经我眼即我有”

 

记者:有没有哪本古书是您想收藏但至今没有得到的?

 

韦力:有。有一些书历代都有记载,但流传中却不知所终。比如民国中发现了一套著名的宋刻版《草窗韵语》,全书是按照作者手稿临摹,制作极为精美,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妖书,后为大藏书家蒋汝藻所得。因甚为喜爱,蒋就用作者周密和书名各取一字,为自己的书楼命名为“密韵楼”。自民国后,这本书一直不知所终。

 

我一直希望这本书仍在世间,有一天能看到。不过就算以后真出现在拍卖行上,几千万的天价也非我力所及,不过只要能看看也就满足了。就像张大千说的:“曾经我眼即我有”。

 

另外,现在大多数人藏书都想着升值,这个想法无可厚非。古书既然是有价值的,可以用价钱衡量的东西能够买来,当然也可买卖,投资古书我觉得很正常,但是觉得一切都用钱衡量少了一些情趣。

 

电子书和纸质书不冲突

 

记者:对喜爱书的年轻藏书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韦力:现在是社会巨变期,不只是经济的转型,还有人们阅读习惯的转型。这个过程中,人们还能亲近传统的纸质书,已经是难得的雅趣了。

纸质书的存在就像电影和电视的关系一样。在电视产生时,很多人感叹电影末日到了,但到今天,仍是各走各路。因此我个人认为,纸质书和电子书也会走进这个结局。

 

在社会阅读习惯转型后,出版社就更需要把书做得精致一些,因为它的阅读功能不如电子书,容易被取代。它需要能让人们平心静气地读完。这一代人会成为主流,书籍也必然走出阅读功能之外的观赏性、艺术性,需要人们自身修养相呼应。那么这样的书值得收藏吗?我认为是可以的。新的书会走入新的装帧、限量版、签名本、编号本,会从另一个角度突破,作为收藏品来出版。

 

我个人喜欢古书,也希望年轻人不要断档。从形式看,线装书只有中国才有,和西洋装帧完全不同。有谁认真想过,为什么这种形式为中国人所接受?有条件的话我还是建议年轻人收藏古书,因为古书内在的文化修养不是洋装书所能给予的。

 

藏书不一定留给子孙

 

记者:古代都是藏书家之间流通,现在的藏书家的藏书,将来去向如何呢?

 

韦力:在处理民间艺术品遗产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但西方一些已经成熟艺术品遗产的处理方式,可以给我们以借鉴,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形成我们自己的法律文本,这样才有章可循。

 

古代藏书都是在大收藏家手中流传。就现在而言,藏书家完整的处置方式还没有形成。我个人也没有传统意义上子女永保的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兴趣和使命,父辈的爱好也是不能强加给后人的。藏书家的后人也并非一定是藏书家,没有传承性。到时怎么办?我也没有完全想好。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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