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大仁大孝
大仁大孝聚成的《聊复集·怪症汇纂》稿本
——清嘉庆御医汪必昌撰成《怪症汇纂》原由考略
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师承博士后导师：冯世纶
——清嘉庆御医汪必昌撰成《怪症汇纂》原由考略
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师承博士后导师：冯世纶
御医如文人中的“庶吉士”，是杏林的至高头衔。不同于科举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御医多为世传，平民出身而奉召入朝的御医，应为当时医界翘楚。清嘉庆御医、医学家汪必昌就是为数不多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医术显赫于皇室和民间，还著有《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其学术和文物价值不亚于《本草纲目》底稿。
怪症是疑难杂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其治疗经验难以汇集成册，民间亦难流传。但是，为何坐拥历代医书典籍的御医们，却一直未能汇纂出怪症治疗的医书呢？据《中医人物词典》记载，明代御医王琠也仅校正李楼的《怪症奇方》（1544年），仅是校注而已。我们分析认为，一来寻常御医缺乏行医四方治疗常见病和疑难病的经历，见到的怪症有限，纵然其能从典籍搜索到怪症治疗药方，其数量少或许不足成书。二来，古代帝王之家忌讳民间借“御医治怪症医书”为由，猜测皇家健康状况或其它隐私。可以说，“御医系统搜集治疗怪症方法”是中医史的一块“空白”，我们对汪必昌生平进行详细研究，认为促使汪必昌填补这一空白的，应是他的“大孝大仁”之心。
汪家久居新安，世代儒生，但汪必昌因“严老慈病”，促使其精修医术， “以除母恙”[1]而弃文从医。新安多名医，根据《新安名医及学术源流考》[2]的记载，新安从东晋到清末有史料可查的名医高达668人，其中清代就有452人。按理说，在这个环境中，汪必昌完全可以靠寻访名医来救母病而无需放弃科考。然而，汪必昌选择投身杏林，只能说在名医云集的新安，无人能治愈其母亲的病。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其母患“怪症”导致汪必昌弃文从医，“孝”是其从医的初心。即使其日后荣登宫阙，受浩荡皇恩，父母虽已作古，其从不忘孝道，以“谋先人窀穸”[3]为由，上书乞归。其稿本大量记载了如“老年气喘”、“高年闷塞”、“中风暴仆”、“柳太后”和“耳鸣”等老年性疾病治疗药方，更显示出他盼天下父母不受病痛折磨的希望。由此可见，汪必昌之“孝”不限于一家一氏，而是兼济天下的“大孝”。
为学习医道，汪必昌在成为御医之前，曾行医四方，遍历吴越、齐鲁和燕赵等地。不同于世传的御医，汪必昌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接地气”。民间受怪症折磨之苦，也想必使汪必昌深有感触。医者仁心促使他耗尽半生构思和搜集怪症治疗药方，终于晚年撰成《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后来荣登宫阙，受嘉庆皇帝封赏，但一来汪必昌出于谨慎明智的考虑，选择激流勇退；二来汪必昌痛心于“医道之失真”[4]，感念天下苍生，遂退出朝堂、安心编著医书造福百姓。御医汪必昌这份大仁大义，与李时珍退出朝堂著本草相比不遑多让。
如今，他所著之书多有传世，例如《医阶辨证》《医阶辨药》《伤寒三说辩》等。而《聊复集·怪症汇纂》更是其中最特殊、最珍贵的一本。为避文字狱，时人不敢刊印，但汪必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孤本形式留下《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祈盼后世有人慧眼识珠，加以传承运用，救助苍生。幸运的是，该稿本没有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于2017年重现公众视野，540种药方将流传于世，并终将造福苍生。
追思汪必昌著《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我们从那发黄的书页，古朴苍劲的手迹，一笔一划的朱笔墨笔批注，不仅能见证他著书行医的严谨务实，还足以看到其大仁大孝的初心。如同他本人所说，他所编写的书：“一字一句，惟求实学。上保太和，下济民世，非好名泛泛而作也”[5]。汪氏高义，至孝至仁，为母为民。一代大家以“大仁大孝”聚成《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实属后来者之榜样。
2018年4月29日于北京初稿，5月2日修订。
[1] 出自汪必昌自序，新安医籍丛刊.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年版
[2] 李济仁《.新安名医及学术源流考》.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3] 出自汪必昌自序，新安医籍丛刊.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年版
[4] 出自汪必昌自序，新安医籍丛刊.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年版
[5] 出自汪必昌已刊本《聊复集》之《凡例》，新安医籍丛刊.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年版